歌声一遍一遍不停的唱着，没有人再回答记者们无聊的问题，不过，歌声也回答了一切。
听到歌声响起，阮元甲脸色一变，他当然清楚这首歌的内容。他甚至能够很熟练的用中文和越语唱出这首歌来。等他听到这首歌开始唱第二遍的时候就明白了，今天记者的采访可以结束了，不会再有人回答任何问题，以为这首歌可以回答一切。
陆陆续续的，记者们看出了中国战俘的意思：只要还有记者再或者再询问什么，回答他们的肯定就会是这首歌。
本来他们更有兴趣的是采访包玉麟，可是包玉麟此时此刻正处于昏迷状态。采访其他战俘，别人根本就不会再说任何东西。由于这是一个公开的战俘营，是一个窗口，对待战俘还不能太粗暴，强迫他们怎么样，毕竟这关乎国际影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于是，在中国战俘的歌声中，记者们相继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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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都走了以后，阮元甲还有一件事要办。他必须跟上级反映包玉麟负伤的问题。他当时是答应了负责押解包玉麟的军官，用一套说辞打发了记者，可是这件事的情况必须让上级了解。现在正是战争最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在位于河内以南的地区出现武装分子活动，将严重破坏河内的安全情况。还有一点，这次的事跟战俘营的管理没有关系，完全是负责押解军人麻痹大意造成的。自己跟押解的军官非亲非故，没有必要为他担这个责任。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拎清楚自己。
负责押解包玉麟的军官当然知道，阮元甲答应的事并不一定算数，可是当时只能这样，要是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把这个事给点穿了，恐怕就是想回旋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让记者照了像，交代清楚其它的事以后，军官马不停蹄直接赶了回去，他得马上招到自己的上级说清楚这件事，然后还要找人保自己。最后，最好能找到内政部的人，否则，这件事小不了。
可惜的是，他的汽车轮子怎么都跑不过电话的速度，等他回到单位的时候，内政部的人已经在等着他了。战争时期，一切从简。押解军官连自己的关系都没有见到，直接被命令上了前线。事故发生了，他肯定有责任。但是，关键的在于这件事背后的东西是不能传出去的。
于是，本来负责押解战俘的几个人一下变成了被人押解的对象。不过他们的运气显然不是很好，负责送他们几个去前线的卡车在临近战场的时候，被一发125毫米的炮弹命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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