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起杯子，我吣了口咖啡，苦涩中透出一股醇香。
考虑好如何组织语言，我才开口说道：“日本的武装，已经开始好些儿年了。”
我停了一下——这话有点儿不好说，才继续接下去，“武器制造出来，总归是要使用的……从去年起，中国经济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我说的有点零散，足以让芮恩施明了我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直接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行动，不赞同，也不反对。对日本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中国将保持中立立场。”
芮恩施不由得沉默了，他静静地看着我，好似要直接看到我的心里。
我也不很在意，平静地看向他。
气氛有点尴尬。
没一会儿，我们就都笑了出来——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些话不用说出口，彼此就都知道了。
芮恩施笑了一会儿，忽然有点儿悲伤，叹息道：“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的声音低沉，宛如在陈述预言。
我却不以为然，“保罗，代价迟早是都要付出的。如果不想将来付出代价，那现在就要付出！
人，总是要死的。”
芮恩施突然间想起了什么，疑惑地问我，“难道你的‘调节论’也……”
“调节论”是我提出的一种经济理论，其实就是说“政府要对经济宏观调控”的理论。西方又把他称为“骑手论”，形容政府就像骑手，经济就像骏马，骏马的奔驰有着其自身规律性，骑手不能够代替骏马，掌管一切，却也不能让骏马任意飞奔，要在关键时刻起到引导调节作用。
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唯有中、俄两国飞速发展。西方国家自然不愿意接受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便把宏观调控理论奉为圭皋。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或者部分采用了该理论，但效果没有中国好。美国也是大规模基建，投入不比中国少，效果却相去甚远。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大规模基建投资，仍然是生产性投资，不仅为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的基建还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就业机会。而美国投入的基建，很多都是与生产无关的，娱乐休闲的公共设施。
芮恩施没有继续说下去，我却已经明白他的意思我摇摇头，调节论又不是万能的，我也不是机器猫，经济这么高深的东西，我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
这些年来，中国跌跌撞撞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让我大喜过望了。原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大，市场前景广阔，就像在院子里骑自行车，怎么样问题都不大，我自可以驾驭它，现在么……我能够保持它现在不翻车，就已经筋疲力尽了，还谈什么驾驭。
接下来，我唯一能够延缓经济危机的手段，就是更换军备——中国的陆海空三军也该进行次大换装了。
晚上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