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章独不然；即予目前，即是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安能不热中耶？
这段话，是李氏亲口对吴永说的，吴永在记述此言之后立刻接写李氏奉派出贺俄皇加冕，并顺道游欧事。其笔底春秋，妙不可言，且足以彰显“热中”的涵意：
以公之名分地位，此等使差，并不算一回事，然公意颇似非常愉快，尝向余等作得意语曰：“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究竟耳闻不如目见；我亦藉此周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在各国尚有许多老友，昔年均柄过国政，对手办事，私交上颇相投契的，现在多已退老山林，乘便相访一遭，亦是快事。”
甲午春帆楼议约是一个重大而贻祸深远的谈判，俄、德、法三国挟干涉还辽的几场口水游戏向清廷市恩，李氏“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竟至引狼入室，是从这个过节上开始的。就算这种误判有客观上俯仰由人的不得已之处，可是日本方面非李氏不开议的用心果真为此老所洞见乎？所未及见乎？即令以中人之智，加上他对日使陆奥宗光私人的了解，应可于谈判之前就了然于日方“以消去法点名”的动机，不外是相中他踧踖无聊的“热中”心情，也绝对要利用他有鉴于曾国藩晚年“求退无益”的教训而必须揽事自任的怀抱。另一方面，日本人当然也看得出李氏欠缺纵横捭阖之能力与魄力的弱点，其“性恢廓”、“风采凛然”、“时以诙笑解纷难”的气质和交际手腕，正是他吝于死缠烂打以求周旋备至的罩门，其实也早已尽在日使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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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不就是谈判对手未谈而先判的一着“定石”吗？李氏慷慨之自任，难道不正是因为拔去花翎的“不得于君”而“热中”的结果吗？如此看来，热中反倒是通向误国的津梁了。“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确是得意的——这番话倒让我想起另一个“联金制辽”的议和之人来。
少不得的一个我
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年少时出自宦官李宪之门。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宋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同时依附蔡京，取得从政地位，再与之相互勾结。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而童贯即为“媪相”（因为他是宦官）。日后童贯能到西北监军，掌虎符二十年，不是没有本事。《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说他：“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有度量，能疏财。”当童贯贵盛之际，被称为“六贼”之一。《清波别志》上记载当时的一首谣谚：“打破桶（童，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另一首见于曾敏行《独醒杂志》：“杀了穜蒿（指童贯）割了菜（指蔡京），吃了羔儿（指高俅）荷叶（指何执中）在。”足见其权倾一时之概。
政和元年（1111），童贯奉命使辽，邀马植（后改名李良嗣、赵良嗣）归宋，开“连金灭辽”之议。十一年之后的宣和三年（1121），宋军攻辽失败，乞求金兵援助，代伐燕京，童贯因此而受封广阳邵王。宣和七年（1125），大宋求来的盟友金发兵攻宋，童贯在太原听到消息，逃回汴京，随徽宗南窜。没过几个月，钦宗即位，童贯的时代就结束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这么一则，记载了童贯被杀之前的一段经历，时在靖康元年（1126）七月：
童贯既有诏诛之命，御史张达明持诏行，将至南雄州，贯在焉。达明恐其闻诏引决，则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亲事官一人往见贯。至，则通谒拜见。贯问故。曰：“有诏遣中使赐茶药，宣诏大王赴阙——且闻已有河北宣抚之命。”（贯）问：“果否？”对曰：“今将帅皆晚进，不可委寄；故主上与大臣熟议，以有威望习边事，无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贯乃大喜，顾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达明乃至……[2]
“不得于君”的热中人心情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他们的“被需要欲”受到严重的挫折，看来这比不能遂行支配欲要严重得多。细细琢磨童贯那句“又却是少我不得”，是不是和订了《中俄密约》、招虎护院的李鸿章所慨然自诩者差不多呢？这种“舍予其谁任能之？”的抱负，其实果然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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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抄两条资料作注：
[1]团头，最早提到乞丐组织的书，大概是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喻世明言》卷二十七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文中的金玉奴正是乞丐们的“团头”金老大之女，金老大乃杭州世袭七代团头，管一城乞丐，故事发生在南宋，想来北宋的情况也相去不远。
宋代的市肆是以“团”或“行”为单位，“行”有鱼行、菜行等，其头目就称“行老”；“团”有花团、青果团等，头目即“团头”，一如今日之同业公会之类。有些没团行组织的行业，例如活跃于其中的乞丐们就借用了这个单位划分地盘，而他们共同的领袖就叫团头了。
武侠小说中的全国性乞丐组织，想来在交通不发达的宋代不太可能出现，那个时代应该只有地方性组织而已。即使到了清末民初，也仍旧是地方性组织。
如清代以县为单位，管乞丐之行帮首领称“丐头”，多是黑帮、地痞流氓或仗衙门势力当上的，以“杆子”（打狗棒）为权力象征。他们有完整组织，新乞丐一定要先报到，平日乞取所得要交部分予丐头，常受丐头剥削，不过也换来丐头的保护。
清末民初的丐帮组织，较大型的有京城“蓝杆子”（贵族乞丐）和“黄杆子”（普通乞丐）、山东宁津县“捻子”、吉林海龙的“大筐”和“二柜”、内蒙古“梁山”等等，即使今日大陆，也还有这一类丐帮组织的存在。
[2]《老学庵笔记》在童贯伏诛之后还写下这么一段荒怪的轶闻，而荒怪却足以显示童贯也算个奇人了：“贯既伏诛，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银镜，径三四尺，俄而敛缩不见。达明复命函贯首自随，以生油水银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胜捷兵’有死士，欲夺贯首，乃置首函于竹轿中，坐其上。”
故事之外的故事
从这第一个注子里的“团头”，总让人想到丐帮；人们也总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说起丐帮就想到棍法。其实，丐帮里最得意的一门功夫是“说笑”。毕竟是最卑微低贱的底层人，看什么都隔一截儿、冷一段儿。
笑话，就得有这么一个不涉身的距离，而苦中作乐似乎成了一门技艺。明代以降，居然有记载提及：要请专门说笑话的人到大家宅户堂会时穿插说笑，得委请丐帮物色——美其名曰物色，是为了不能明说要找个叫化子来家里逗趣儿。清石本立《两京闲话》曾经有这么一条：
太原任氏，豪富人也，阖家爱诙谐，终日科诨往来，笑谑无已。犹未惬，乃遣子弟之佻达颖悟者，随丐杆南北，习其术，毕其艺。久之，渐为丐所觉，将逐焉，子弟奉以千金，曰：“从君所习，殆和乐传家，万世之宝，薄赀敬奉，千祈笑纳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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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录说明丐帮中人不只会开玩笑、爱开玩笑，还有一套可以教学传习的开玩笑“教程”。而任家父老大约并不担心子弟日后的生计，他们认为能开玩笑、会开玩笑，才是子子孙孙常保和乐的秘诀。后来任家还当真有人编了些笑话书，当作善书一样流传。这书最初叫《笑泮》，有些篇章实在荤得厉害。大体而言，对于各行各业的人士都不少挖苦，其中嘲谑最多也最深的，就是读书人。对于乞丐，则并无只字片语之不敬，因为坊间流传的笑贫闲话似乎已经太多了，连会说笑话的叫化子们都吃不了了。
一个村塾先生见稳婆（按：即收生婆）姿色美，欲诱之，乃假妆妇人将产，请来收生。稳婆摸着此物，大惊曰：“我收生多年矣，有头先生者，名为顺生；脚先生者，名为倒生；手先生者，名为横生。这个鸡巴先生，实是不曾见过。”
这个段子后来经山东五人帮之流的地方剧团推广，居然搬上了皮黄戏的舞戏台，有回贴演《十八扯》，一个不知收束的伶人还跟同台的丑行徒弟即兴插出了这么个段子，结果遭士子纠举，几乎酿成大狱。
仔细一回味，经不起玩笑的，读书人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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