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文作者与该篇社论的观点相反：对“官员”价值体系的建设，不仅不应该提高“官员”的社会地位，恰恰应该在加强监督的同时，用重典惩治坏“官员”以警示后来者。另外，破解“官员”实际上的终职业生涯制，重新唤起身为“官员”应有的骄傲，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二、第二个原则性错误：混淆了现代社会公职人员与官员的概念。
前文之中，除了引文，本文作者提到“官员”，都是加引号的。因为按照我国政治体系的正式用语，是不存在“官”或者“官员”这种职务统称的，应该是“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等。而按照国际通行的现代社会基本构成，也不存在“官”或者“官员”这种社会角色，应该是“行政
官僚”或者“技术官僚”等。
现代社会，“官”或者“官员”的称呼，可以用在讽刺、挖苦以及自嘲等贬低性的场合或者语境，但绝对不应出现在客观分析我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文章或者正式言论中。因为我国已经不存在“官”或者“官员”这种社会角色，将来也不应该重新出现这种社会角色。
本文作者认为，该社论用一个大而化之的价值体系的大道理，掩盖第一个错误观点的同时，又利用长期封建历史对我国社会深远影响的传统“官本位”观念，混淆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使用一个根本不应存于当世的社会角色的称呼，来佐证自己的错误观点，从字里行间，透出一股陈腐的封建气息，和奴颜婢膝的奴才相。
《环球时报》做为一份有影响力的大报，选登该篇“钱房就来填补”的社评，或许正是要体现出我国现实社会，价值体系的混乱现状，而不是表明认同该篇社评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容纳不同观念，百家争鸣，正是我国社会进步的表现。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体系的暂时亏空与混乱并不可怕。执政者只要能够坚持一个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允许不同的观念争鸣和互相监督，而不是盲目的选择一种观念来强制统一社会价值，让实践来检验，我国的社会发展即使出现一些波折，也不会陷入太大的动荡。反之，执政者的微小失误，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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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我也投给《环球时报》了，发不发表随它，先出口气再说。有书的朋友，欢迎转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