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二年，刘邦兵出函谷关，收取魏国在黄河河曲以南之地。这时，秦以前的旧贵族势力（像韩国）和项羽入关中之后分封的新政权（像殷王司马卬）都先后归附。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里，刘邦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联合天下诸侯，共击项羽。
这是一程不知要延续多久的大斗争，汉王出师不利，几个月之内就在彭城打了一个大败仗，据《史记》的描述，此役楚兵将汉王团团围住，密逾三匝，几至不能走脱。正在危急之际，大风忽然从西北而起，风势狂暴异常，摧折巨木，倾倒房宅，砂石蔽天，日星昏昃。楚军是在这样的天候之下，行伍大乱，阵式瓦解，无奈放过了刘邦和几十名亲随的将士，不得已收兵而回。
原本还在肘腋之间、信誓旦旦，要共取天下的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这时见风使舵，突然出亡楚营，投靠项羽。外围原先可能结为联盟的齐、赵两大诸侯也立刻观风转向，亟欲与项羽谋和。相较于半年之前出陈仓、定三秦，奄有故秦之地的那一分顾盼自若之概，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到了六月间，魏王豹借口回家探视生病的父亲，一旦渡过黄河，回到故国，马上封闭了河关（后来的蒲津关之地），这是很明显的叛离，魏豹的使者也几乎在同一天飞驰而出，与项羽媾和订约去了。刘邦所能做的就是发付重赏，以万户侯的代价，请说客郦生去劝回魏豹，魏豹的答复是历史上很知名的一个段子，《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
这时的汉王刘邦已经不能再用项羽诛杀义帝这种激人义愤于一时的借口来号召天下了。他正在生死存亡的关键上，需要展现统有大局的实力，用以威慑诸侯。所以他需要打赢一场战役——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可以。
这就是“战夏阳”一节的背景了。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中提到这一场战役时，只有寥寥数十字的记载：“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
也就是这么一段简略的文字，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就楚汉之争的历史看，夏阳之战极为要紧。没有这一场胜利，莫说魏国不附，河东、太原、上党三地不置，更重要的是韩信和张耳便没有了领兵向东出击的根据之地。如果没有河东三郡的大本营，试问：韩、张二将如何攻克井陉，进击赵国？如何斩杀陈余和赵王歇？如果夏阳之战不能一举灭魏，则刘邦更不可能兵扎荥阳之南，修筑甬道，以取敖仓之粟，而与楚军分庭抗礼。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关于它的叙述，却草率得可疑。
然而史料原就如此，再有什么，便仅止于后人的穷诘推测之辞，聊入毫末而已。比方说：“木罂缻”是什么？是一种木制的大桶，可容军士们藏身其间，在黄河流经的夏阳南岸让军士们钻入罂缻之中，经过一阵漂浮翻滚，渡过河去，再集结起来，由陆路沿河而下，摧毁临晋关的敌人部队，好恢复蒲津桥的运输，方便大军北渡。然而，这都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
于是趁着一次司马子长到访，我提出了这个疑问：“在《淮阴侯列传》里，描写韩信打夏阳那一战的时候，你是否基于什么样不能明说的理由而刻意隐藏了一些材料？”
在记录我和司马子长的对话内容之前，请容我先作一点儿背景的说明。司马子长不是经常来访的客人，加上我最近搬家，和许多老朋友想见面通话，居然甚是不易，他们找不着我，我也丢失了和他们通信的资料，更有些不值得来往的人，也就趁此机会再也不联络了。司马子长不在拒绝往来之列，可他也不是我随时会想起来要攀谈、商量的对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不同。
那是一种以两千年前的中原地区通用楚语为基础的古典方言，既不容易听，也不容易说，我总是将他所发的字音用电脑打出来，辅以同步发音装置，以之找寻到比较接近正确的用字，才能在键入电脑之后，猜出他所使用的字句，再加翻查、考释，勉强理解。对他而言，我说的大白话也是极大的负担，他总觉得我们现代人说的话里的废字废句太多，多到断裂意义。关于这一点，我既同意，又不同意，但是来往久了，就不争辩了。
像我上面列举的那一个问题：“在《淮阴侯列传》描写韩信打夏阳那一战的时候，你是否基于什么样不能明说的理由而刻意隐藏了一些材料？”这话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司马子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直说：“否否否。”他不是否认自己隐藏了什么材料，而是根本觉得我说话难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分析，我终于知道他所“否”的是什么了——他认为我应该这样问：“夏阳事，君其有不能言者乎？君其无不能言而不欲言者乎？”
我说：“你这样讲话今天没有人能明白，讲了人不明白，又何必讲呢？你自己写《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引董仲舒说孔夫子为什么作《春秋》呢？不是因为孔夫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吗？‘言之不用’还排在‘道之不行’的前面呢！你净说些人不懂的话，不正是掉进‘言之不用’的泥淖里了吗？”
这样的争论，几乎每一次见面都会发生，而且始终贯穿着我们整个的对话。如非必要，在下面这一篇对谈记录里，我还是会尽量撙节篇幅，省略为之的。
司马子长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反而问我：“何以知之？”
我知道他一定不想在使用语言的层次上再同我继续打转，所以他的问话当然是指我对夏阳之战一节的发现。这里面的机关其实很明白，只不过两千年来读历史的人都不讲究，所以不会提出撼动史料本质的问题。我对夏阳之战的怀疑当然不只是因为描写简略得离了谱而已，我甚至根本怀疑这场仗，乃至于之后绝大部分归诸韩信名下的仗都是他打的。
我于是用司马子长自己写下来的材料，将韩信的生平一路数落到登坛拜大将为止。基本事实是：韩信的养成背景之中并没有只字片语及于他有掌握军事地理而克敌制胜的能力。而不论大大小小的哪一场战役，一旦言及韩信用兵，又多多少少与擅用山川形势之便有关。值得注意的不是韩信是否真正知兵、用兵，而是为什么司马子长在《淮阴侯列传》里完全不交代韩信是如何能够知兵、用兵的。毕竟，一个楚州穷困之地出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可能像那些周游列国之士行迹遍天下，韩信后来是凭借着什么而能够在临阵之际立刻掌握山川形势的呢？更明白地说罢：当魏王豹盛兵蒲坂，阻绝河关，固守临晋，那时韩信是怎么知道有夏阳这个地方，可以利用木罂缻渡河的呢？在此之前，他恐怕连河曲之地都没听说过呢！
“因为你根本没有写。”我的答复也很简单：“而且显然是刻意不写的。”
“固有不足以言之者也。”司马子长的第一度反击力道薄弱，用这样的话当作反驳，不如说简直地招供了——是的，他的话，翻成今天的用语就是“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于是我接着说：“刻意隐藏了韩信在军事方面的教养，只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在这一方面的教养是上天赋与的，不求而知、不学而能，尽管难得可贵，这样的天才却不能说一定不会有。不过，如果真是一个如此这般的大天才，以子长兄你这样好奇爱才的个性来看，是不会不称道个几句的……”
“噫嘻！”司马子长叹着气，笑了。看样子是认为我说得没错。
我接着追击下去：“另一个解释就是他根本不知兵，不会用兵，不懂打仗。”
“非将帅之才，淮阴侯何为者？”司马子长依旧保持着笑容，仿佛在等待着我进一步的分析——搞历史的人撞见一个同行，非要对这样的笑容保持高度的戒慎恐惧不可。这里面一定有陷阱。我暂停了片刻，把思绪重头整理了一下，才不疾不徐地说：
“三条线索，也可以说是三个证据。而且每一项都是依据子长你自己的描述推绎而得的。首先，依据你的书写惯例——每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上台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是他这一生功果事业的写照——韩信一上场，就是个跟着人讨吃喝、惹人嫌厌的寄生虫，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吹牛**：“我将来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漂母您的！”而听见这话的漂母不但不乐意，还狠狠训了他一顿，甚至还用“贵公子”之类的言语讽刺了他一番（‘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此其一。”
“接下来到亡楚归汉之后，韩信差一点儿坐法而被夏侯婴杀了，在他之前，已经砍掉了十三个脑袋，轮到他，又冒出来两句大话：‘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这又是两句其气壮哉，但是仍然不过是吹牛**的话。此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