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登坛拜将之际，忽然一说一大套，这一大套话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和视野根本不是他之前以一个‘连敖’（典客）之流的小官吏所可能与闻的。此其三。”我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怀疑你在《淮阴侯列传》里埋伏了一个不愿意言明的谜，一个暗示：那就是韩信这人并不是个大将，他顶多不过是个能够将大将的谋略用漂亮的语言描述出来，用以煽动帝王、煽动部队、以遂行军事行为的传声筒而已，他是一个宣传工具、一个悬丝傀儡罢了。”
司马子长完全不明了“传声筒”、“悬丝傀儡”这些词，但是他最有兴趣的是“吹牛**”。我解说了很久，他依然无法理解。毕竟在我们两人相去两千年之久的两个当代里，也都还没有任何畜牧业者会真用嘴巴吹牛**的方式解决过什么宣传问题。不过，到末了他终于点头承认了一件事：他的确刻意省略了描述韩信的身世、教养、学习和经历等等。我感觉重要的不是这表面上的结论，而是原因。
“是因为韩信这个在庶民历史上一向被大肆吹捧的将才，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将罢？”
“果如君言，信非大将，仆亦以信非大将；然则其谁为大将哉？”
“当然是萧何啰！”我索性翻开那本由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题签的《白话史记》，第三册一千两百七十八页，指着上面的文字念说：
滕公夏侯婴听了他（按：指韩信）的话，甚感惊奇，看他的样貌也不是等闲之辈，于是就把他放了，不斩他的头。和他一谈话，大为高兴，就报告刘邦，刘邦就请他担任管理粮饷的军需官。刘邦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殊与众不同之处。可是韩信好几次跟萧何交谈，萧何十分惊奇韩信之与众不同。
司马子长听我念了两三遍，才确认我所念的正是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亲手写的，原文是：“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司马子长认为他写的原文干净利落又简洁，而且更明白。我仔细将文言文和白话文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读了一回，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但是我所要争的，不是古语、今语哪个比较啰唆、哪个比较清晰，我要说的是韩信在刘邦和萧何之间起了某种独特的作用。
要说识人之明，则夏侯婴之拔韩信于死囚之间，语虽寥寥，肤廓简略，仍可以看出史笔：那就是夏侯婴发现了韩信在“言”、“貌”这种表面功夫上的特长——韩信是个有说服力，以及让他人感到有威慑力量的青年。这并不表示韩信有“将才”。司马子长显然也不想强调：除了“奇其言、壮其貌”之外，韩信还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内涵。而这正是萧何看上韩信的地方。
萧何自己是大谋略家。刘邦先入关中，《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有一段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在这一段话之后，如果接着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萧何以丞相之尊“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可是当年司马子长不是这样写的。他在叙述了萧何广收天下图书之后，立刻调转笔锋，插进来这么一段：
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不错的——依照时序说来——举荐韩信是在广收天下图书之后才发生的事，然而收图书之后、定三秦之前，汉王与萧何之间还有许多可以记录的事；不此之图，只提举荐韩信的一节，却又虚晃一枪，以“语在《淮阴侯》事中”带过，全然不及于萧何“收图书”与“荐韩信”有什么相关性，以司马子长治史之深刻，笔例之严明，此中岂能没有缘故哉？依照史记源乎《春秋》，屡有“不书”之例可知：萧何必然在“具得秦图书”这件事上广泛地嘉惠了韩信。
换言之：在司马子长自己的叙述之中，韩信所打过的仗看起来多与利用地形地物有关——尤其是对于韩信而言根本陌生的河川；所以在司马子长未曾明说的“暗场”之中，我十分相信韩信只不过是萧何的傀儡，一个影舞者投射在幕上的影子。司马子长勾勒出布幕上惊心动魄的舞姿，并且让千古以来的读史之人相信了这人能够忍辱负重，甚至也因之而相信了唯其能忍辱才得以负重的思维。
在我的想象中，韩信要比“不是将才”更不堪一点。即便事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一节也不应该只是传奇故事或戏曲所描绘的那样：有一个慧眼识英雄的谋臣，一眼看出某个溷迹行伍、落落不得志的军官其实是个“自与常人殊”的奇葩。我却相信萧何广收图书与举荐韩信是相互并联的一回事：萧何在月光之下的承诺显然不只有登坛拜将而已，他一定看出来韩信这人“奇言壮貌”之下可塑、可造的材质。“奇言壮貌”只是去打动主子的化妆品，真正有用的利器是韩信能够称职地扮演一个影子的角色。也许他有很强烈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也许他掌握讯息迅速确实，起码我们从《史记》的本传上可以看出，司马子长有意将他和刘邦之间的对答、和广武君李左车之间的对答、和范阳辩士蒯通之间的对答当成整个传的主轴。后世的读者可以看出：韩信简直就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辩之中逐渐取得军事胜利和政治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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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也正是月光下的萧何，以他所收罗的天下图书为筹码，用这堆筹码，他向韩信展示了日后夺取天下、一统诸侯的“胜券”。萧何深知韩信充其量是一个演说家；在秦汉之交的演说家，已经不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之士那样便宜好混了，这个时代的演说家需要直接说服的，除了霸业主还有老百姓，而且赖以说服的内容也不只是儒法道墨各家之学的性理高谈——汉文帝不是这样跟张释之说过吗？“卑之，无甚高论。”——正因为能够说服人们的根据已经是需要迫切掌握的实学资料，谁能够为汉兴以来的演说家提供他最需要的讲稿，谁就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为什么是演说家而非将才呢？我们从汉兴诸功臣的生平来看就一目了然了。樊哙、周勃、灌婴、彭越、英布甚至夏侯婴，这些人里头谁没有显赫的战功呢？论战功，更不能不说曹参了。
在《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里刘邦亲口议定群臣功劳次第时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但是关内侯鄂千秋为萧何抱不平时所说的一段话，颇可以验证将才的地位是如何透过一个辩论程序而被贬抑的。对于刘邦而言，将才地位的贬抑，也许是保住皇帝宝座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对于司马子长来说，把“将才”的定义延展、扩充、扭曲成“纵横家之流的一个变形的末裔”，则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史观了吧？
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当我缓缓地将这一些杂碎想法一点一滴告诉司马子长的时候，他并没有显现出什么异常的表情——这一点十分不寻常。固然，我并没有预期他会在这天夜里忽然来访，但是基于对韩信这个历史人物的本相之好奇，我一直感觉到司马子长对于“历史书写”这件事一定有非常不同于我个人的解释。他似乎有意让一个经由他而写定的人物容有一副藏隐起来的身世、面目。也就是说：他总会把他觉得有兴味的历史人物包藏在他要后世读者产生的误会里面。
“如果你不希望《史记》的读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以你操纵文笔的能力，何患而不能像我在我这一行一样，变造蜚语，颠倒虚实，凭空杜撰，反正就是无中生有，不也一样能让人们读得津津有味而信以为真吗？”
“仆果欲存真耶？仆向未能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岂有只字而及于‘存旦夕之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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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听此言，我愣了一下，一时答不上话来，只能嗫着声说：“那么，那么……”
“韩信殆非将才，萧何亦非碌碌，君非小说家者流，而仆亦非太史令矣！”
司马子长和我是同行吗？一个倒错和另一个倒错加起来，会得到正确的理解吗？至少在他那样说着的时候，我对我们俩的行业都觉得尴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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