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古今一例，都有个讲究，但凡往大堂上一坐，就想端一种可以为万民表率的风范，仿佛没有这种风范，就显不出他这个官儿高人一等的价值来。俭，也是这么个德行。
有清一代，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就是这样一个官。
褡裢布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当年胡林翼干湖北巡抚，阎敬铭总司粮台营务，累迁至郎中，擢升为四品京堂。胡林翼请病之时，曾经几次上疏保荐，让阎敬铭当上了按察使。
同治元年（1862），胡林翼的后任严树森也推举阎敬铭为“湖北贤能第一”，让他再上层楼，当上了湖北布政使。之后因为父亲过世，阎敬铭丁忧回乡治丧，治丧之后立刻夺情起用，上命再回军旅，人还没到任，诏书又来了，给了他一个肥缺：山东盐运使，并署理山东巡抚差事。阎敬铭仍旧谨守分际，上疏请求能够让他完成守孝三年的礼制，上命不许，让他在山东淄川督军，征剿到处流窜的“教匪”。
当时，山东“教匪”已经打到新泰，捻、幅各部犯邹、曲阜，降众窜至阳谷、聊城。有个已经革职的参将宋景诗引降众屯东昌，据地自立，颇有梁山泊宋江的势头，这降了又叛的地方势力最是当朝者的忌讳，阎敬铭饬按察使丁宝桢讨之，令曰：“使一匪潜渡者，杀无赦！”这话叫丁宝桢事后想起来不寒而栗，曾经跟幕吏们说：“当是时，凭轩而立，俯首临池，予颓然自顾，官耶？匪耶？岂能辨耶？”
《清史稿》的本传记载阎敬铭奏言抽调绿营兵练骑队，朝旨允行，令即遣散募勇。敬铭言：
东省变故频仍，乱甫定，降众未必革心。绿营废弛已久，骤裁勇易启戎心。臣不敢为节啬帑项浮词遗后患。
又言：
兵之能强，端恃将领。将领之材，亦资汲引。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倡率乡里，楚将之名遂著。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老成谋国，瞻言百里。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耻不知兵。以在军久，见诸军之成败利钝，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不求将而言兵，有兵与无兵等。今北方虽所在募勇，皆乌合耳。为将者贪婪欺饰，不知尊君亲上为何事，使握兵符，民变兵哗，后患滋大。故欲强兵必先储将。北人之智勇兼备者，推多隆阿。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何必更募勇丁？
时捻乱方殷，台臣有奏书建议在各地兴办团练。敬铭言：
敛乡里之财以为饷，集耕种之民以为兵，于事有害无益，不如力行坚壁清野之法。
于是团练之议就此罢了。从这几行引文不难看出：阎敬铭是个有眼光、有谋略、有主见而且有担当的大臣之才。同治四年，蒙古族的一代名将僧格林沁战殁于山东曹州，捻贼势张，将犯省城。敬铭督师东昌，还军御之，增设炮台防河，贼折而东。阎敬铭再移军兖州，将贼逼窜丰、沛之间。他从敌人逃窜的路径看出门道，立刻飞檄总兵杨飞熊率骑兵间道赶赴滕县，防贼还窜。捻匪果然一如阎敬铭所料，窜入湖滨，却因为杨飞熊扼守运河，迎头痛击而不得逞，只得远窜徐州，这以后，安稳平静了好几个月。
早在光绪三年（1877）时，山西大饥，阎敬铭奉命察视赈务。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于法。请裁减山、陕诸省差徭，并追弹尚书恩承、童华前奉使四川过境扰累地方官民的情况，均下吏议。八年，起任户部尚书，甫视事，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贿结前任司员玩法，劾罢之——可见他直声不小，时人皆以为青天明镜。
不多久，阎敬铭已经兼署兵部，俨然是曾、左以降最受宠遇的汉大臣了。他关心的事极多，这时圣眷既隆，意欲奋发之事特别多，还上疏力陈兴办新疆屯田。再过一年，终于发下上谕，让他当上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十一年，再授东阁大学士，仍管理户部，赐黄马褂。这是盛极而衰的一个转捩，他忽然上奏，自陈衰老，辞军机大臣。
要说衰老，早在山东昌平督师的时候他就因病而几至于不起，怎么在这个最风光安逸的时候忽然衰老了起来？其实，这还是要回到那句几次摧折大清朝国运气数的老话上看：“上（慈禧太后）意将修圆明园”。
阎敬铭一向是个勤工俭学之人，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论点让太后十分下不了台，居然把他给问了个革职留任。“（光绪）十三年，复职，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请。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清史稿》本传描述阎敬铭有这么几句话：“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善理财，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佐平大难。及长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终以戆直早退云。”
阎敬铭已经是个难得的好官儿了，但是我从山东耆老那儿听到一些小故事，不免给他打打折扣。当他在光绪三年奉旨上山西查赈的时候，曾经先告诉随行的亲戚：“要多带褡裢布。”什么是褡裢布呢？就是老百姓用来缝褡裢包袱的粗布，皆棉、麻之属。阎敬铭一到任，自己先穿上了一套用褡裢布缝制的官服，一见署员都穿着用摹本缎制成的官服就开骂了，说：“这是什么年月？如今到处要整军备兵，汝辈竟然这般奢侈；穿成这副体面，必定家有闲钱，都拿出来捐充军饷罢！”
底下人哪里还敢再穿绸缎，一回家连忙到处去找褡裢布，裁制官服袍褂。一时布价腾贵，让阎敬铭那亲戚狠狠赚了一票。这事包不住，但是阎敬铭行事并未违法，亦称不上渎职，要说其间有利益输送，更没有一书一纸的凭据。后来有个新科进士，榜下即用，到山西任知县。此人年少聪颖，意气风发，想到个点子。
他去搜罗了一身华服丽饰，拣了个众僚属齐聚一堂的场合，穿戴赴会。不消说，阎敬铭还是要拿他开刀的，才训斥了几句，这年轻的知县“噗通”一声跪倒，哀求道：“卑职方才来到此间，宦囊不丰，只能穿这么一身旧衣服，可是再也买不起褡裢布了！”言罢，众僚员忍不住齐声大笑，阎敬铭大为惭恚，此后见人穿绸袍缎褂，再也不敢窘人了。
虽然《清史稿》本传上说他在光绪十一年极力谏阻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但是还有另一个角度的理解。阎敬铭工会计，很能筹度财务，在户部上书任内“悉发旧簿籍，一一综核，抉摘爬罗，得四百余万，由是朝廷得资以造颐和园”。
怪不得慈禧太后在阎敬铭谏阻修园之后两年还是一直顾念此人，两年之后又原官起用。阎敬铭知道自己之所以再度晋用，还是要替太后老佛爷抠钱的差事，想想不是褡裢布那么回事，就抵死也不肯再当官儿了。
棺材板
阎敬铭自己用人举才，也多是看那人能不能“持俭”，下僚为了逢迎上官，往往作态以媚之，必须变本加厉，所以“俭”这个德行到了阎敬铭所举荐的身上，更不免失之于“刻”。于是一时之间，还有“天下俭”、“一国俭”这样的名目。
“天下俭”是李用清。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改庶吉士。他是大学士倭仁门，散馆以后授编修之职。安贫厉节，每天研读四子书、诸子小学，旁稽掌故，对于地方风土物产民力经济之事，尤其关心注意。
同治十二年（1873），李用清也丁父忧，徒步扶榇返葬。守制完毕，再入都下，虽然原先做官的资历还在，一时补不上合适的缺，他也是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平日教几个学生读书，收点儿补习费，勉可过活。
光绪三年，李用清记名御史。正逢山西闹大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李用清襄理赈灾事务，李用清骑着一头驴，无间寒暑，周历全境，身边只有一个老仆，携带着简单的衣物跟随。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巨细靡遗，悉亲笔录之于册。深穷病源，他发现灾荒起于人谋，因为山西全省的罂粟花田弥望无际，这玩意儿是高经济作物，种的人有暴利可图，当然不会再回头去种五谷杂粮了。
问题是种五谷的人吃五谷可以养身，种罂粟花田的人讨方便吸起了大烟，产业就没有救了。李用清知道：救灾救荒，莫如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曾国荃却认为山西的荒歉是当前急务，禁烟戒瘾、改作复耕是远谋缓策，且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禁植花田，光在山西一省立禁开刀，这不是鼓弄民怨么？这事儿，就此罢了。
相传李用清从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其间未雇一车一骑，京里的人听说有这么一回事，都吓傻了。此外，他在巡抚任内，每天坐堂理事，夫人就跟着坐在大堂旁边的一个小厅室里；快要临盆了，却不给请收生婆，打算就这么耗着生。孩子才生下来，产妇就死了。底下佣作仆役看着可怜，给买了口像样的棺材，李用清非常不满，嫌贵，给换了口十分简陋的薄棺。过不几日，小婴儿也死了，下人们又去买了口小棺材，也遭到李用清的斥责。李用清打开夫人的棺材盖儿，将死孩子放了进去。
能俭成这个德行，在今天可以主持“法务部”了。
“一国俭”的，叫李嘉乐，干过江西布政使。他的俭，十分家常。有剃头的给叫进府来为李大人剃头，剃罢了，李嘉乐给剃头匠二十文小钱，随后还问他的长随：“二十文是不是贵了点？”长随说：“外间剃头一回还要四十文呢，那剃头匠嫌少，我已经替大人垫了几十文呢！”李嘉乐大怒，道：“我家乡的剃头匠剃一个头才十二文钱，此间奈何贵如许之多？你这散财奴居然还敢私自增垫？——以后不要雇剃头匠了——免得私相授受、滋生弊端；是后就请夫人给我刮一刮得了！”
还有一个浙江巡抚卫荣光，也是生性俭刻到极点。他每天的早点是油条三数枚，庖丁出入府署都要另由兵丁搜检，以免夹带鱼肉。有一天，卫荣光过生日，僚属都来道贺，卫大人将众人迎进花厅，大家都以为必有招待了，等了半天，厨子捧出各大木盘儿来，上头脂光呈亮、闪烁生辉的——都是油条，而且比平时所见、摊上卖的都小了一半儿。他也因之而有了个外号，叫“油条剪”，这个剪字没有写错！
黄金屋
由这几把剪子可知：无论今古，要在一个圈子里争胜出头，非拿出点儿本事来不可。政坛是个奇特的场域，拿不出本事，还可以抬举些门面来应付；倘若连门面都抬举不出，就等着滚蛋了。你看今日执政之人偏是如此：技术面上不会执政，就从人情面、道德面上说他比别人都爱台湾，这就是抬举门面。单从这一点上看，我还看不出这已经是搞了九十多年的民国了。我称这样的爱台湾为一种“道学论述”，它是有来历的。
曾国藩东征之际，以大学士之身任两江总督，治半壁河山之军，驻节安庆，所谓“开幕府、揽人才”虽非自此始，但大启中兴之局者，要从这个阶段看。而日后封疆将帅、京朝大员之出于曾之门下者，不计其数。当时在曾国藩幕下，有所谓“三圣七贤”这般的名目，都是一帮子“口称孔孟，貌似程朱”的人物，俨然以道学自命之流。
有个进士，叫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也属于这道学一派。杨长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动心说》，上呈曾国藩。曾国藩读罢了，随手置于另一个幕吏的案头。当时在曾幕中还有个李鸿裔，这人原籍四川中江，介直不能容物，于无意间也看了杨长年的文章，见文中有“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即洪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的说法，这当然是作者自己吹牛表态之言。李鸿裔看罢大笑，援笔批之曰：“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这样干，过瘾是过瘾了，可是到夜半时分，曾国藩忽然想起要裁答杨长年的呈文，叫人把文章取来，一见有这么首歪诗已经写在上面，这就不好原文批复了。曾国藩随即传请李先生来见。李鸿裔闻听是为了杨长年的文章之事，知道这个玩笑开大了，正惴惴不安之间，且听大帅劈头问道：“你知道‘名教’是什么吗？”李鸿裔既惭又惧，不敢答，只是一脸惶恐。倒是曾国藩笑着说：“别这样！眉生，你要知道：我所谓‘名教’者，彼辈以此为名，我即以此为教也！”
李鸿裔乃至于其他非道学派的幕僚此后才知道：曾国藩不是徒慕道学虚名而已，除了真以是辈之空言反求诸己，以养操守德行之外，他甚至还有借道学来钳制这些人、规范这些人的用意。试想：一个口口声声讲四维八德却长久苦无出身的人，会不会真能甘于苦、安于贫却仍志于道呢？倘若这种人言行原本不能如一，日久原形毕露，待不下去的也只有另觅出路——但是起码在曾国藩幕下，他们讨不了什么实质的便宜，名利皆不靠岸，还得装成一副圣贤嘴脸，憋得实在难受。
桐城文章天下知名，有清中叶以来寖成一大宗。桐城有个方宗诚，字存之，就是曾国藩门下的“圣贤”之一。这人是大文豪方东树的族亲，同辈异支兄弟。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老人，得古文正宗真传，人品也高。虽说是堂兄弟，这方宗诚比方东树小了四十六岁，约略瞻仰过族兄的教养，也很有机会接近前贤的私箧。于是他另有门道，窃取了一些方东树的未刊稿，游扬于公卿之间，坐享大名。
一开始的时候，方宗诚在吴竹如幕下，有逾墙窥室女的丑事，吴竹如不想曝白其罪，就暗中遣散了他。此后十余年间，方宗诚还是顶着族兄的名号、文章，在名公巨卿的幕下漂泊寄食，混得不算好。曾国藩驻节安庆时之所以会找上他，乃是因为看上他在为河南巡抚严树森所写的一篇弹劾胜保的文字。严树森在豫抚任期不长，是咸丰十年（1860）十月到十一年十二月之间。方宗诚凭一篇文字就跳进了龙门，此后竟与李鸿章称同门。李担任直隶总督时，这个方宗诚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官儿，任直隶枣强县知县。
方宗诚干知县的时候，留下了许多道学遗迹。
有个富户人家夜半遭窃，查获贼某送到县太爷跟前发落。方宗诚先问富户有没有损失。富户说：家人警醒，才听见有凿壁之声就起床准备了，发现擒拿得早，没有财物损失。
方宗诚随即冲那富户慈眉善目地说道：“这贼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迫于饥寒，始出此下策。本县不德，不能敦教化、感吾民——我实在很惭愧！但是人非木石草木，没有不能感化者。你呢，就权且将这人带回家去，要好生对待，晓以大义，养其廉耻。给他吃穿、让他受教育，就当是替本县代劳罢。千万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贼，就苛虐他。本县或五日、或十日，就会着人来验看一回，看此人感格悔改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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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日的宣判了。做贼的非但没有发落刑罚，还找着个白吃白穿白住白玩儿的东家，俨然成为县太爷指定发放到富户家中的宾客。此后居处稍有不称意者，就跟那富户说：“我身上可是有官命的！你不服？咱们上县太爷那儿论理去！”富户受不了，可又不敢放了贼去，因为五日、十日一验无人，可不就是轻纵罪囚吗？于是只有辗转托人向太爷那边儿行了一大笔贿赂，方宗诚才不再管这事，任由富户将那败家精赶走。从此枣强县便没有谁敢上报窃案的了——窃案率也就零增长了。
县里还出过一桩案子，说是有年轻的孀妇，没有子女，遗产约值千两银子。做小叔的觊觎这笔钱财，便逼孀妇嫁人。孀妇不肯嫁，小叔子就告官控寡嫂“不贞”。
方知县把孀妇逮了来，说：“我看你不像是一个不贞的女子，你这小叔子真是荒谬之极！不过我替你打算打算：跟个恶小叔住在一块儿，也防不胜防；设若他再捣鼓出一些其他的来，你又能奈他何呢？”这孀妇连连叩头，请青天大老爷保护。方宗诚道：“你年轻，又没有孩子，依律是可以再醮的。”这孀妇也不是没有算计过，便道：“民女再醮，亡夫遗产就得归小叔子了。”方宗诚却道：“不然！本县替你作主，遗产还是归你所有，你小叔子抢不了你的去！”
有大老爷作主，这孀妇当然愿意再嫁。方宗诚连连称好，回头就问：“叫裁缝来！”原来县衙里有长年聘雇的缝工，是个鳏夫。叫来了便指着孀妇问：“此女可以配你为妻么？”裁缝斜睨那孀妇，还有一点儿姿色，当然说好。孀妇见那裁缝年纪亦与己相当，又是大人主议的婚约，想是错不了的，也点了头。方宗诚大喜，道：“本县替你二人作个冰媒，当堂即可成礼。”
这就“简单而隆重”地完婚了。裁缝急慌慌把孀妇往家里拉走；这厢方宗诚已经派遣衙役到那孀妇家尽取所有，搜刮一空。第二天，缝工来到衙中谢媒，并且提到女方前夫的遗产，方宗诚道：“你得了人，还想得财吗？未免太不知足了罢？这笔钱应该没入公库，你就回去好好儿过日子罢！”
枣强县每月都有例集，这种集会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来设摊一售的公共市场，所陈列者大多是平日所不易轻见之物，好让四乡八镇之民来买回去过日子。乡民来集，也会挑一些布帛菽粟之类的衣食用物来交易，此乃十分平常之事。
某日，又逢着月集。县太爷早在前一天便已传令，天才蒙蒙亮，就邀请来各地的绅士耆老，齐集于县衙大堂之上，叫衙役们将出少许酒食来，算是吃喝个意思、体面。随后大老爷有话说了：
“我写了几本语录，每一本都是切切关乎人伦教化之大旨者；既是本县读书学儒的心得，亦足以为天下教化。倒也不值什么钱，诸位就拿去，按照坊巷图捱家捱户散去，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诸耆老以为这是赠品，称谢而去。孰料到了第二天，各地里长都接到了公文，要求按户实收语录的“刊资”——也就是印刷费——而且是按册清缴，这可是地毯式搜索，靡有厥遗，当然又海刮一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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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诚也有个族弟，叫方雅南，有一回打从家乡来拜访，想要有所请托，还没来得及开口，这方宗诚却像是先抢着了机会，道：“弟弟能来，太好了！为兄的薄俸所得，就是几十箱的书，要把这些书赍运回乡，传之子孙，又找不着合适的人。你来得恰恰好，可以替我护送这批书回去么？”
过了一天，方宗诚不知打哪儿搜罗来几十个大的空箱箩，命仆役备妥绳索，站在一旁伺候。他自己打从内室往外搬书，一函一函，其外盛之以木，其表复裹之以布。往来蹀躞上百十趟，堂上堂下的人几次要上前帮忙，都教他给喝止了。一面流着豆大的汗珠，一面道：“昔贤陶侃每日早晚都要搬砖百枚，以习劳苦；我的书比砖块儿轻得多了，也还可以藉此习习劳，要你们帮的什么忙？”
书装完了，自己用绳儿捆扎结实，就放置在屋檐底下。当天晚上，倒是方宗诚的老婆把这小叔子叫了去，嘘寒问暖之余，随手指着窗外廊下之地，道：“弟弟路上稍稍留点儿心——这里边有数以万两计的白银呢！”方雅南大惊失色，道：“我明明看着是书啊！”嫂子笑说：“不然！银子就在书里，书函里头挖空了，每函正可以放两大锭银；一锭五十两，一函就是一百两。”方雅南大为骇异，怕途中有什么变故，自己担待不起，便改主意不肯护送了。做嫂子的却说：“你假作不知道就没事了。万一有个什么差池，罪不在你，嫂子之所以跟你说，就是让你在路上稍稍留意些罢了。”方宗诚此举显然高明：一来瞒过外人耳目，让他还得以维系一个“布衣蔬食敝车瘐马”的穷陋之态，二来也省了押运扈从的耗费。
挑看了这方宗诚的奸猾虚矫，故事就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说起了，此人赫赫，叫李鸿章。
天下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