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清有那么个成规：皇帝谒陵之前，都得重修驰道，竣工之后，直隶总督要亲自走一遍，以示验看。这一年李鸿章已经干上直隶总督了，正要验看驰道这天上午，百官齐集，鹄立于道旁。李鸿章车驾一到，发现方宗诚也列班站在人群之中，遂上前拉手道故，状极亲昵。要说他俩有什么渊源呢？不都是曾老帅幕中待过的？可他俩连交接都没办过，怎么会如此亲密，一点儿都不像是制军和知县之间的公谊呢？道理很简单：他们一度都在老帅曾国藩手下干过幕吏，算是同门师兄弟。
这里，就要先从一副对子说起，破除了后人对历史人物简陋的刻板印象。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李氏经营人脉是一把手，翁氏应付实务是一把手；李鸿章入枢府时，翁同龢正领工部尚书。所以有这么一副联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这副对子，显然并不怎么恭维李鸿章和翁同龢在“钱”这个字上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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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翰林供职京师。其父李愚荃和曾国藩是戊戌（1838）同年，李鸿章还没登第之时曾经以“年家子”身份跟着曾国藩学习制艺。当上翰林之后都还时常到曾府上去请教学问、政事上的问题。直到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忧回籍，李愚荃带着李鸿章随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籍治团练，从此就不通消息了。
李鸿章要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就得闯**一阵。团练搞了一半，吕贤基在舒城殉难，皖北至此鱼烂不可收拾，李鸿章无奈又进入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府。
福济，字元修，是李鸿章登进士第一试的“座主”（主考官），按例两人是师徒。然而福济根本不懂打仗，也没有“认真练兵”的兴趣。看李鸿章一意进取，又颇觉其轻躁，因此两人很不投缘。
太平军打到安徽来时，李鸿章看官军一味退避畏葸，很不是滋味，遂力请大举一战——甚至立下了军令状。军令状只证明了李鸿章的年轻，而不能保证战事的顺利。接敌之际但见太平军兵士漫山遍野、铺天盖地而来，合肥左近诸乡立时为其势卷没。是时，李愚荃先已捐馆他去，李鸿章与诸兄弟只好奉母走镇江。但他还是不甘心，复游走于敌前诸将帅之间、思图再举，但是已经落落无所合了。忽然闻听人说曾国藩在江西督师，于是走小道去求见——他知道曾国藩念惜故旧，一定会用他的。可通过音讯之后，李鸿章在旅馆里一待就快满一个月了，仍没有什么动静。
当时曾幕中主要的几名干员有程桓生、陈鼐、许振祎。陈鼐与李鸿章是丁未礼闱的同年，是以受托去跟曾国藩说项请用。陈鼐是个敦谨人，说得十分含蓄：“少荃以昔年雅故，愿意侍奉老师藉资历练。”
孰料曾国藩劈头来了句：“少荃是个翰林出身，翰林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啊！这个少荃也是——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
要说翰林志大才高，池浅难容，是不通的。陈鼐就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出身，为什么就能容了呢？曾国藩话一出唇，就知口误，连忙将语气缓下来，叹息之情溢乎词，藉资掩饰。掩饰什么呢？掩饰他那深恐驾驭不了李鸿章的心思露了底儿。陈鼐细腻入微，焉能不知？但是越有如此深细的心思周转，就越不能明白顶撞戳破，于是转了个弯儿道：“少荃多经折磨，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何不姑且试用一番？”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委屈至极，曾国藩再不答应，就是作难晚辈的意思了，遂点了头。孰料没过几天，师生二人就发生了冲突。
原来曾国藩每天黎明时分就要召集所有幕僚一块儿吃早饭，一边儿吃，一边儿还有公事交代。李鸿章一向不是惰睡憨歇的人，但是碰上这种一睁眼就要“会食”的场面，自觉应付起来耗神，不应付心里又犯嘀咕，索性托词头疼，不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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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会儿差弁一拨一拨地来请，最后连巡捕也来了，传曾国藩的话说：“非待幕僚到齐不许动筷子。”这可了不得了——分明看破了他这头疼是个幌子。李鸿章再也不敢怠慢，披衣而起、踉跄而行。一顿饭吃下来，曾国藩什么话都没说，直到众人都吃完，放了筷子，曾国藩才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完起身就走。李鸿章这一下可吓着了。锐气因之而一挫，乖了。
旷世才
有人说这是曾国藩故意要挫挫他才发的脾气。但是就实际任命用事看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是十分倚重的。“傅相（按：李鸿章日后加太子少保衔，是太子‘师傅’，柄大政，故称‘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幕中还有个主司章奏的李元度，字次青，号天岳山樵，湖南平江人。湖南人拗，平江人尤其拗得厉害。曾国藩派遣李元度守徽州，戒之：不许出战。李元度领命唯唯，可心里想的不外就是如何建功。一见某日时机正好，敌垒看似散漫无拘束，遂开城迎敌，准备大肆屠戮一番；孰料中了诱出之计，徽州竟因之而失陷了。
这还不算，人们一开始争相传说李元度殉难了。过了许久，李元度一人自诣祁门大营，居然毫发无伤。照说应该留营听勘，静候大帅发落的。这人还到处义形于色地抗声争辩：当时他打那一仗有多么多么深的道理。说穿了，还不过就是越畏罪、越要壮胆。曾国藩偏不急着处置，李元度居然按捺不住，就溜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曾国藩召集群僚，准备拟一个折子弹劾李元度。李鸿章跟李元度既是同僚，也共过患难，于是率领了一群要为李元度说情的幕吏，到曾国藩面前力争。还撂下话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道：“稿子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接着说：“如果这样，门生也就告辞，不能伺候了！”曾国藩立刻道：“听君之便！”
李鸿章果然走了，曾国藩也果然没有留阻。之后，李去了江西，闲居一年，适逢官军克复安庆，曾国藩由祁门移军于此，李鸿章写了一封祝贺老师建功的信。曾国藩在回信中说：“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立刻束装前往，这一回，曾国藩对李鸿章益发地敬重礼遇，一切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意思似乎很明白：经过李元度事件之后，曾、李之间的歧异已经不是有无涵养气度的问题，而是人生整体价值感的扞格不入。那不是教训或浸润可以改变得了的，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既属可以大用之才，就不必计较这样的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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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江苏商人士绅们雇船到安庆来请求援师，曾国藩二话不说，像是找着了个绝佳的机会似的，着即派遣李鸿章募淮军到上海参与保商卫埠的战役。李前脚才出门，曾便着手写了一篇密疏，盛赞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
根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载，李鸿章晚年时曾有这样的觉悟：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无有根底。
曾经在同治四年至十年（1865—1871）之间厕身曾国藩幕府，而于光绪二年、三年间（1876、1877）又居李鸿章幕府的吴汝纶，对于这两个中兴名臣有贴身的观察，他说：
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
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入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仁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自琢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
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则用之，不合其意则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按：“作人”者，作育人才之谓也）亦于是焉殊矣。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薨逝于两江总督官廨之中。李鸿章邮寄了来他亲笔撰写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别嫌李鸿章口气大，他所说的每个字都是实话。
《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九十八》李鸿章的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三年，晋、豫旱灾，鸿章力筹赈济。时直隶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傍及南、上、北三灰坝。卢沟桥以下二百余里，改河筑堤，缓其溜势。别浚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稍纾。
据说治永定河期间，总督衙门赊欠了一批木料账款，经年未偿其值。店家不耐久候，又恐督署根本是“片儿汤”，于是决定摘发。原本已经具状而控之，给刑部暂时压下来了。一看，不过千把两银子。刑部里的司官赶忙通知直督府，看能否在一二日内凑出这笔钱来，中间传话的是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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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里样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盦（庵），是李幕中主掌洋务的长才。他接获消息之时，李鸿章正准备出门验看驰道，人已经坐在轿子上了，薛福成来不及说清楚，只匆匆道：“署中急需现银不敷用了。”李鸿章随口回问了一句：“差多少？”薛福成道了声：“不多——”才比了一根手指头，那轿夫班头误会了手势的意思，呼喝着就起轿了。薛福成没有身份再将轿子拦下来，一方面也怕耽误了总督行程，就抢上前跟了几步，隔着轿帘儿喊了句：“试想《临城谣》首句，大人！”
《临城谣》是近畿百姓哄传多年的一首短歌，随时而变异其词，大意皆不外揭露疾苦、诋諆时政。百姓不敢公然传唱，但是官司就算听见了，也毋宁愿意到歌谣里找些材料，以便修理政敌。《临城谣》的开头儿两句，总是：“银南宫，金枣强，不见妻儿呼爷娘。爷娘流落他乡去，男为奴丐女为娼。”歌儿里的意思是说：直隶境内，除了号称金银二邑的枣强县和南宫县之外，都是穷荒野僻之地，男妇不安于室，生计无着云云。这话虽然夸张了些，其实也看得出：越是近畿之地，贫富差距似乎越是明显，古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李鸿章在轿帘儿后面听见这《临城谣》三字，登时就会了意。于是到现场一见有枣强县的方宗诚在，立即上前把住手儿，笑逐颜开。且看下面这一段生动的描述：
文忠（按：即李鸿章）一见即握手道故，同步驰道上。文忠好诙谐，忽谓方曰：“尔官枣强有年矣！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千金；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文忠曰：“可将来，我为尔赍去——我日有急足往来乡里也。”方称谢，即摸索靴中，以银券进。文忠曰：“尔勿以赝鼎欺我，致我累也！”言罢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
皆啧啧惊为异焉。久之，以“循良第一”荐。
这里头有很繁复的官场文化，不解释，难以知其趣。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上官向下僚索贿，而且是当众索贿，有好几万双眼睛瞪着看——虽说听不见他们的对话，总看得见方宗诚从靴子里拿出张纸片儿来的模样——这样不避耳目，当然不只是李中堂后台硬的缘故，还有这言谈自若的态度，能够用几个连珠也似的玩笑层层递出，看来诙谐轻松，若有意似无意，但是每一言片语，都酝酿着机锋无限。
尤其是李鸿章开口就诘之以“你捞了多少？”而方宗诚居然好整以暇地答以“千两”之数，看似彼此会心领情的默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有趣的是底下李鸿章又看似开了个玩笑：“我有专程快递，替你寄送。”方宗诚也不马虎，当场献上银票——你敢要，我当然敢给——而且一看就知道：正吻合所需之数。最妙的是第三拍。李鸿章银票到手，还补了句：“你别拿假银票囫囵我，害我受累啊！”倘若是诚心代人寄递，问什么真假？一旦问真假，就必定不是代为寄递，而是存心干没了。然而不存心干没也不行——人家靴筒子里为什么刚刚好就是亏欠木料行货款之数呢？这不分明是有备而来的孝敬吗？后来端午桥（方）有两句带些打油气味的诗说得妙绝：“靴里自惭无别样，能开足下几分怀。”即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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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诚离开枣强县的时候任职已满五年，据说刮走了四十万两，全装在挖空了的书函里。去官之日，阖县民众早就准备下了粪尿溲勃之物，准备泼洒羞辱他一番，还是后任的知县先查访出这消息，把他用一顶不起眼的破轿子从小路送走，倒是运银的车马不得幸免，好生让老百姓用排泄物洗了个透臭，亦可谓狼狈之极了。
但是这老贪耄居然在安庆——也就是当年曾国藩克复而据以为基地的中兴名城——“置良田数百顷，起第宅于城中，又设巨肆于通衢以权子母。三十年前之寒素，一变而为富豪矣！迨方死，子孙犹坐享焉。”这故事，还真有个令人可以认真悲伤的结局。而京师里只能传出这样狗吠火车的谚语来覆按一切：“黄金无假，道学无真。”
故事之外的故事
前引文说到李中堂的珊瑚顶，以及端午桥那两句谐谑的诗，就不得不补一个注子。《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卷上·王公降袭次第》云：
清初宗臣贵胄，统称贝勒，至崇德元年（按：皇太极称帝，建元崇德），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辅国二公，皆冠宝石顶，以补服翎眼为差次，统名曰：入八分王公。其不入八分公，及镇国、辅国将军，皆冠珊瑚顶。
端午桥的原诗是一首七律，骂李鸿章不带半个脏字儿，却切中肯綮，鞭辞入里，居然能从珊瑚顶说到寒食节，尽将一代名臣的款款私衷暴露无遗。先把原诗抄在这里：
珊瑚顶子八王台，三眼花翎问剪裁。
放踵何妨多割地，刮皮岂便不成灾。
热中肠腑消寒食，无底橐囊趁有财。
靴里自惭无别样，能开足下几分怀。
此诗头联二句，说的当然是李鸿章位极人臣，封赏冠有清，唯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升沉之剧，也有点儿难看。颔联先用《孟子·尽心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起句，似褒而实贬，仿佛是说：为了国家奔走四方，脚都磨伤了，那还不如多割让些江山，让自己的国家变小一点儿，奔走起来就不那么累了，此句所刺，当然是马关议约之事。至于万一不留神将“八王”看成了“王八”，我想端午桥也不至于反对。
至于“刮皮”，是有故事的，李鸿章跟下僚接谈，往往喜欢开寻衅玩笑，什么叫寻衅玩笑呢？就是言谈间故意露出些揭人疮疤的味道，使人于窘迫难言之际赔笑解惭。像是李岳瑞《悔逸斋笔乘·李文忠轶事》就记载着李氏接见广东新任藩台裴伯谦时，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要刮广东的地皮去了罢？”端午桥用“刮皮”作典，可知李鸿章如此谈锋，是惯例。颈联以“热中”“寒食”“无底”“有财”同句作对，十分巧妙，所揭露的，当然还是李相国对于名利之绝不松手，正因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开起他人的玩笑来，也总是黄金黄金，如假包换的一颗黄金赤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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