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自觉其处境危疑卑下之际，“叛逃”是一个随时会燃烧起来的话题。一般国家当然不会鼓励人民叛逃，最笨的领导者顶多异想天开地劝老百姓移民它地，并在该地出马选总统。可是国家的正常思维却是不允许国民投奔敌国，甚至倘若因投奔而导致本国国力衰敝，那么别说敌国了，连友邦都不能去了。
还记得那些运动吗？
从人情之常的角度去看，任何人要叛离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既是鲁莽的，也必然是思虑的结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生存不下去——哪怕仅仅是杞人忧天地以为自己在本国将受尽迫害，也只有在他国甚至敌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才会想到离开这个国家。当他的离开可能引起其他国人对自身安全的疑虑，国人就会指称这是“叛逃”了。
那么叛逃者的处境如何？真有那么严重吗？在旁人看来，答案可以有很多，可是从叛逃者的角度去思索，决计不会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简单浪漫的事。叛逃的人比移民的人要算计的会更多——因为他要告别的人、告别的事物、告别的环境、告别的生活乃至告别的价值更多得多，而且告别得更彻底、更久远。
这里就要回到“权”字上说了。“权”是度量的意思，“权”的对象自然是直接、间接可以评估得出来的价值。当世所获享的名利权位之得失损益，即便不能量化，还是可以算计的。最难算计的是后世的评价，因为没有人知道历史由谁来写？写成的历史又会由谁来翻案？叛逃者即使一时受谤，不见得在较大尺幅的历史叙述上吃亏。
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台湾当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搞的“毋忘在莒运动”，且不说此“莒”原先是管仲谏齐桓公的故事，硬给错用到田单身上。单说这运动所示范的，正是一套“文本的任意翻转与缩减”。无论主政者是否知道全面的史实，田单“以寡击众复兴齐国”的故事却必须从它原本的上下文中割裂、抽离出来。所以田单日后投奔赵国（不忠于齐）的结局不必为大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田单——以及像“少康中兴”、“勾践复国”这一类有过以寡击众而成功的事例的主角——都在进入国民党制定的历史之中遭到缩减，与其所系身的上下文彻底断离。人们大概不容易知道：田单也是个叛逃之人。
当所谓“历史评价”的不定性如此之高，那种吾人信奉且遵循的大小民族主义召唤又如此茫昧漫漶，叛逃行为所可参考的权衡标准就松动了，各种相互冲撞的价值在一言以蔽之的“多元”之下都造反有理起来，既然盗亦有道是难能可贵的，那么乱臣贼子不也有乱臣贼子之道吗？一个以田单为楷模的革命军人始终不知道“田单最后还是叛逃了”也就还则罢了，一旦他忽然发现了这一点，崩溃的不是田单的形象，而是假借田单片段的事迹所空构出来的国家信仰。我们当然可以说：田单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知道该如何砍树吗？
那么，吴三桂又为什么可以呢？
吴三桂是江苏高邮人，凭借着多年的军功得以不断高升。当李自成向北京进发时，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关外的宁远城守备，入京“勤王”。吴三桂接到命令之后，带领关内外几十万军民西向，可是他逡巡再三，犹豫不决，走得很慢。终于等到京师陷落、崇祯殉难的消息传来，吴三桂遂调转马头返回山海关。为了要保全其身为一个军阀的既得利益，吴三桂不是归降李自成，就是投靠清军，这是他原本就举棋不定的事。其实，举棋不定的不只是吴三桂，还有李自成，还有多尔衮。
多尔衮搞不定的是怎么打。毕竟山海关位于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正因为山海关居显扼要，一向以来，清军无法**，要打，只有绕道蒙古过长城，以游击围点的战略南进。皇太极早就有所谓：“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
不过，崇祯十六年（1643）仆倒的大树是皇太极自己，他死在沈阳，幼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对多尔衮来说，不只是怎么打，还有打谁的问题。此际，陕西流寇终于从居庸关**，一举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明朝灭亡。现在紫禁城里坐着的是一个人气鼎沸的陕西农民，多尔衮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个情报，即使知道了，他也会犹豫——如果取天下不只是烧杀掳掠，还有细腻繁复的种种设计、种种交涉、种种谈判，则多尔衮的确娴于应付穿鞋的，却未必会应付光脚的。
此前不多时，多尔衮刚接受了明降臣范文程的建议南向推进。当他率领十四万大军过辽河时，才知道李自成已于前一月攻占北京，明朝亡了。多尔衮转念一想，并不认为他能够从山海关西下，直迫京畿，所以也举棋不定起来。为了整体的战局着想，应该绕道蒙古、迅速出兵？还是保存实力、缓兵徐图？这更是一个两难。最后，另一个明降将洪承畴坚决主战，且以为事不宜迟。多尔衮才决定：准备攻打北京。
在李自成方面，打从进入北京之后，当然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而从北京方面向关外望，山海关问题是背上的芒刺，不除不快，可是这里也有一个两难，是剿？是抚？
李自成思之再三，终于考量大军初定，应先休养生息，便派人劝降吴三桂，议订犒银四万两、黄金千两，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外，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原先负责掌管京师兵马（卫戍兼后勤司令）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也叫他给儿子修书劝降。
吴三桂无奈，决定投降。但是当他率部进京之际，走到永平府西沙河驿的时候，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再次向后转，回到了不知道有没有铁窗可以保护他的山海关，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李自成军入京后，实行追赃助饷，狠狠修理了吴襄一顿，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就是谍报传来：吴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劫了去，于是才有吴梅村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能够选对哪一边吗？
另一个说法是吴三桂在西沙河驿遇上了个道士。那道士愁眉苦脸地跪坐在一间破庙门口，见大将军仪仗到了也不回避，吴三桂心实异之，看那道士一张簟席，一只泥垆，正在烤火取暖。道士一抬头，忽然笑道：“将军请坐。”
吴三桂甲冑在身，不方便立刻坐下，正迟疑间，听那道士又说：“将军是挨着箦（贼）坐呢？还是挨着垆（虏）坐呢？”吴三桂一听就明白了，上前一揖，问道：“确乎是两难，云驾以为如何呢？”道士接着说：“以箦扑炉，火势越盛；以垆焚箦，顷刻间灰飞烟灭矣！”
这道士的传说似乎荒诞无稽，但是颇有深意——话里隐含的玄机是：无论投靠哪一边，都不具备道德的正当性。而道德评价却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夺的。吴三桂最后的考量显然是选择偎大边而已——一个以军事行动之成败为唯一考量的决定。
吴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吗？知道又如何？当年帮助赵匡胤打天下的大将曹彬就被耍过。赵匡胤原先允诺诸将，平定江南之后班师回朝，大将封相，结果这事“黄”了。只赏赐了大笔金银，还说：“如今平定了江南就封相，那将来再平定了河东之后，我拿什么封你们？皇位吗？”曹彬的感慨是：“做官不就是为了钱吗？有了钱，干嘛一定要封相呢？”吴三桂也许听说过曹彬的感慨，只不过曹彬愿意被政治领袖玩很多把，吴三桂则选择了自己玩。
他一直玩到陈圆圆成为敌人的人质。
陈圆圆，明末苏州名妓（1624—1681），山西太原人，本姓邢，名沅，字畹芬，据说是被人拐卖到苏州去做妓女的。相传她色艺甲天下。有一说吴三桂少年时就常去戏班为陈圆圆捧场，这是不可能的。吴三桂能知道陈圆圆，恐怕就是陈圆圆声名大噪以后的事。
陈圆圆在苏州时就已经声名大噪了，就因为有声名，还进宫“涮”过一场。当时崇祯后周氏为了与贵妃田氏争宠，将陈圆圆召进宫来，有取而代也之意。无奈崇祯对声妓没什么兴趣，反而给了田贵妃一个机会，把陈圆圆遣出宫去，倒成了贵妃的父亲田畹的侍妾。
有一个说法是：闯王李自成大举东侵，直逼天子脚下的时候，陈圆圆曾经向田畹建言：“‘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身处乱世，一定要有所依傍，一旦有变，才不至于流离失所。”这窑子里养出来的见地，既是为田畹谋，也是为己身谋。田畹也想到了，可他明明知道该巴结谁，也知道该怎么巴结，就是说不出口——田畹想到的靠山是不久就要出关的平西伯吴三桂，笼络的手段就是眼前这个他只能远观、无能亵玩的妓女。说不出口的原因则是当朝国丈竟然沦落到赠妾安身的地步。
未料陈圆圆自己开了口：“贱妾愿效貂蝉故实，为大人解千岁忧。”这两句话引东汉王允以歌妓貂蝉离间董卓、吕布事，说来既不失身份，又悄悄掩饰了田畹但求自保的居心，且正合田畹的谋划。田畹立刻亲自邀吴三桂赴家宴。席间陈、吴二人顾盼传情，所谓“目成”，一推一就，便送做堆了。
吴三桂原本想带陈圆圆赴山海关，可是吴襄力阻而不成。这让吴三桂非常不快，差一点父子反目；至少吴三桂对三国故事并不陌生，吴襄阻止陈圆圆“随营效力”的坚持倒让吴三桂真觉得自己的处境像吕布。此后到赴任之前，陈、吴还有短暂的一段时间相处，孰料这一番别离之后的重逢，已经“朝代轮替”了。
了解卖掉的是什么吗？
李自成入京，大将刘宗敏占据吴襄府邸，搜出陈圆圆据为己有，其情无异于抄家，吴襄反而因为试图藏匿这个儿媳妇而吃足了“追赃助饷”的苦头。
吴三桂从西沙河驿遇见老道士、掉头回山海关之后，已经开始筹划“借清灭闯”的布局。接下来的是谈判。他所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借得到兵，而又不必投降。多尔衮的算盘则是“要借兵得先投降，不投降就无兵可借”。
在李自成方面，从得知吴三桂重返山海关之后，知道势有不可解者，遂点兵二十万，亲自“讨伐”。当大顺军迫近山海关时，吴三桂再发书告急，促请清军火速支援。多尔衮也立刻下令清军兼程西进。清军终于到达距关前十里处，吴三桂的部队已经和李自成的部队打上了贴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