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学家每隔一段相当的时日就会推翻一回旧说，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起源推定，根据最新的推定，人类在两百万年以前曾经度过一段捡吃大型肉食哺乳类食余的岁月。
我们的老祖先当时不是猎人，是吃腐食的被猎物。要进入所谓渔猎社会，还有百万年以上的路好走。中间需要传递、累积和更新，却无法运用文字记录的知识，不知如何繁琐；因为无论或渔或猎，都是一个捕获大量蛋白质的手段，捕什么？怎么捕？在哪里捕？又都需要大量蛋白质的补充而使容量增加的大脑来作业——这就有点儿鸡生蛋、蛋生鸡的况味了。目前似乎只能暂时假设：现代人的老祖先当腐食者（scavenger）的时间非常之长，偶有聪明之人一小步一小步地推拓出主动选择并获取食物的能力来。
在“主动选择并获取”这一点上，食物和知识有同步发展的况味。
夷坚，一个蒸发掉的人
让我们在这里岔向语词本身，稍作停顿。中国老古人总不把“渔猎”当成一个好词儿来看。除了“渔猎取薪、蒸而为食”（《管子》）之外，“天下兵乱，渔猎生民”是侵扰老百姓的意思；“遍刷处女、寡妇，导帝渔猎”是因好色而强陵妇女的意思；“为文之士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以驰骛奔驱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更是抄袭掠取的意思。渔猎——简直地说——是凭借着某种地位优势巧取豪夺的勾当，是权力的化行。
也许我们不该这么快就把知识和权力画上等号？是的，在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之中，还有一个连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探触不到的边缘，我们姑且称之为异端知识。
《列子·汤问第五》上有这样一段记载：“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这是把上古睿智之人分成了三个角色：发现者、命名者和记录者。一般稍微了解一点上古历史的人都听说过：大禹创立的中华民族第一个王朝“夏”，他所属意的第一个继承人皋陶先死了，第二个就是伯益。在统治权尚未顺利移转给伯益的时候，大禹出外巡狩——显然是和打猎有关的重大仪式——死于会稽，伯益摄政三年，退居箕山之阳，把政权让给了大禹的儿子启，启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伯益，最后还葬送了一条性命。
听说过这一段政争简史的人再读《列子·汤问第五》时，就不免产生一个疑问：另外那个贤人夷坚到哪里去了？当启发动舆论，鼓吹“启贤，吾君之子，能敬承禹之道”，架空伯益的时候，夷坚在干什么？他支持哪一个政治领袖？历史和神话都略过了这一点。这个略过是不是有意义的？
毋宁相信夷坚没有加入政争并不是因为他和皋陶一样短命，而是“闻而志之”的人并不参与现实权力的角逐或依附。他还有更长远和伟大的功业犹待完遂——无用于现实的知识。
《列子》中的“终北”、“溟海”、“天池”、“鲲鹏”多么巨大？多么伟岸？然而“世岂知有此物哉？”之言却透露了另一面向的讯息。现世之人并不见得需要关心这样的东西，现世之人也并不需要了解和传递这方面的知识。在《列子》里，聪明睿智的发现者、命名者和记录者所处理的是纯知识的问题。这种知识容或无益于一时的国计民生，容或无助于一时的权力猎取，甚至无异于当下迫切的生命和生活，是以三个聪明人里一个客死僻地，一个被害殒身，另一个从历史和神话中蒸发掉了。
是蒸发掉了么？
洪皓，一个志节高的人
洪迈（1123—1202），字景庐，号容斋，别号野处老人，北宋末、南宋初时饶州鄱阳人。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鸿词科，做过吏部兼礼部的郎官，游宦于吉州、赣州、婺州等地。后入为敷文阁直学士、焕章阁、龙图阁学士，任绍兴知府，几乎就在去世之前未几才退休，时为端明殿学士，卒谥文敏。《宋史》本传说他“虽稗官虞初，释老旁行，靡不涉猎”。是个会让人想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或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书人。
洪迈的世界观应该和他的父亲洪皓有关，洪皓（1088—1155）是宋派驻金国的常任大使，当了十五年敌对国的人质，有忠节，颇振直声，宋高宗甚至称道他：“苏武不能过哉！”
在政治上，终洪皓父子两代半生所周旋的对象就是秦桧和“桧党”。洪皓是力主恢复，志在北伐，以攻势保全社稷的一方；秦桧秉承高宗意旨，是树敌养患、仅图偏安，以免归政于“二圣”的一方。秦桧对历劫归来的洪皓所展开的迫害可谓无时或已，一贬再责、三迁五徙，最后洪皓死在南雄州。有一个说法是秦桧死后，洪皓赦还，死于道途之间；另一个说法则是洪皓死后一日，秦桧才死。两说并见于《宋史》本传，未知孰是。无论如何，洪皓死前有一首念给洪迈抄录的七言绝句：
九贡山川半塞湮，飘零涕泗愧人臣。
步行夺马沧溟顾，猎得鲲鹏细写真。
这当然是一首愤慨交加的绝命诗。首句说的是家国破毁、江山沦落泰半，次句的惭愧说的既是自己，想着的恐怕还有并不自觉惭愧的秦桧。第三句应该从王维的“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而来，意思是勉励儿子志在恢复，这是很明显的。
不过这里头的“沧溟”二字大有学问，就诗而言，“沧溟”只不过是极北之地的一个代称，但是合下文“猎得鲲鹏”来看，此处的“沧溟”仍不免于是指《列子·汤问第六》的“终北之北有溟海”，而且不免有以“夷坚”来勉诫儿子的用意。说白了，就是：恢复大宋固有的河山，但是要像夷坚一样，做一个“闻而志之”的人。一个知识人，一个（最好是）在权力场上蒸发掉的人。
洪迈，一个胃口大的人
洪迈毕竟还是做了翰苑待诏的官。先说一个洪迈做官时的故事。此事见于明代姜南的《风月堂杂识》，标题是《杜审言洪景庐自矜》。将洪迈的片段翻成白话文，大意如下：
有一天洪迈在翰苑值班，为皇帝草拟诏书。这一天特别忙碌，从清早到下午申时左右，居然写了二十多篇封事。写罢，稍赋闲，便在庭院之中散会儿步，看见一个老叟正在花径间晒着余温尚暖的太阳，上前一寒暄，才知道是个累世在翰苑里当差的院吏，已经八十多岁了，年轻时还曾经伺候过元祐时期非常知名的文苑前辈，如今退休养老，子孙还能继承祖业，也在翰苑里办些僚署庶务。老叟寒暄着说：“听说今日文书甚多，学士一定大劳神了。”洪迈一听这话，不免得意道：“今天草二十余制，都已经交差了。”老叟接着道：“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迈应声问道：“当年的苏东坡苏学士草制，大约也须是这么快罢？”老叟又点着头叹了口气，说：“苏学士敏捷，也不过如此——但是苏学士草制，是不用检阅书册的。”
姜南在记录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接着说：“洪为赧然，自恨失言。常对客自言如此；又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从这一则小故事，可以得知洪迈或许不及东坡才捷思敏，但是赅博渊雅，亦非寻常扃笥了。
从著作方面看，洪迈的《容斋五笔》、《万首唐人绝句》、《野处类稿》都是惊人的巨作，《夷坚志》也不例外。此书原编四百二十卷，代远年湮，随时散轶。宋、元之间，就已经遗缺泰半，再也不复原观了。近人张元济编涵芬楼印本二百零七卷已经堪称穷搜尽罗，仍不到原帙的一半。这样庞大的编撰工作，前后耗费了五十六年的岁月。直到死前一年，洪迈还在写——至少还在督促着他的门客替他搜求、整理各种“天下之怪怪奇奇”的故事——据说有的门客为了省事，还偷偷剽窃了北宋初年由皇帝下诏编纂的《太平广记》里的篇章充数，博学如洪迈者竟也疏于审校，一并收纳——关于这一点，后世持论严苛的学者往往不能谅解，说他“猥薾弥甚”，他自己似乎也不能摆脱一种“满帙成编”的迫切感，急着要在有生之年编成一部日后其实没有人知道究竟应该有多大的集子。
为什么要把“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这一类的故事，显然无助于当时为数虽属有限而竞争却异常激烈的读书人——他们是能读得懂字句的人，却不会为了任何现实的目的去阅读、赞誉甚或推广这样的书。因为《夷坚志》所处理的，是严格的科考和理学圈子里的衮衮诸公所公认的异端知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假设：倘若不是一路拥有敷文阁、焕章阁、龙图阁以迄于端明殿学士的资格，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圈恐旧未必能容忍这样的作品付梓。
那么洪迈是怎么想的呢？
关于被门客所欺之事，亦见于数百年后的藏书家胡应麟的著述。明、清之际，以告密趋附而存身的“降绅”、“降臣”谢三宾曾经为洪迈的《容斋随笔》作过序。开篇即盛赞洪皓“著冰天之节，与苏属国（按：即苏武）争光”——看起来古人流芳百世的行径不过还是小人用来遮丑的盾牌。谢三宾在这篇序文里引用胡应麟（1551—1602）的意见，说：“容斋晚岁，急于成书，其门下客多取《太平广记》中旧事，改易姓名以欺之，亦不复辨。”
所谓“急于成书”，应该有个道理。
洪迈，也是个焦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