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书成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当时的洪迈已经六十六岁了，时为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有一天入禁中为皇帝祝寿，皇帝于赐宴之际忽然对洪迈说：“最近读了一本叫什么斋的随笔。”洪迈没有料到这书居然流入宫禁，觳觫对答道：“是臣写的《容斋随笔》，无足采者。”皇帝却称许道：“煞有好议论！”宴罢，洪迈连忙到处打听，原来之前刊刻的书已经被商贩卖到书肆里去了——可见原先洪迈并没有料到他的书是可以当下流传、一纸风行的——这一风行，甚至让宫禁中执事的人也发现了，皇帝竟然成了洪迈读者。这个遭遇显然对洪迈是个极重要的鼓励，他随即在五年之内又写了十六卷，是为《容斋续笔》。
这是我帮他算的。但是到了庆元三年（1197）九月二十四日，洪迈自己算出来的写作时程就不一样了，他在《容斋四笔·序》里如此写道：“始予作客斋一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这个算数很奇怪，依照《容斋续笔》（也就是二笔）的序所记录的写作时间算来，二笔成书首尾只有五年，他自己却算成十三年，或许二笔之中容有第一部《随笔》时就草成的篇章，而收入了二笔之中，亦未可知。但是为什么把第一次刊刻时舍弃的草稿放在二笔之中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被皇帝夸奖“煞有好议论！”之后的洪迈怀抱着更大的信心了。
写《容斋四笔·序》的，是个七十五岁的老人，自谦“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洪迈的意思就是：老来写作成习，改不了了，可是又不想对“现实”或“正经”再发表什么议论，宁可写些志怪之类的小故事，聊以自娱罢了。这话是否由衷？姑且不论，杜甫不是明明白白说：“老去诗篇浑漫兴”，连个人遣怀的创作都是这么个路数势头，遑论笔记文章了。不过《容斋》之作，毕竟没有中止。据这一篇序文表示：洪迈是受了小儿子洪櫰的鼓舞而继续写的：“稚子櫰每见《夷坚》满纸，辄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则乃退。”
无论如何，洪迈越写越快是事实。即使是《夷坚志》的编撰也是如此。
前文说过：《夷坚志》原编卷帙浩繁，计四百二十卷。这部书用天干纪编，前二百卷的编法是由甲至癸，每字二十卷。之后就是“支甲”到“支癸”、“三甲”到“三癸”各一百卷，也就是每一天干计字，编成十卷。编到了四甲、四乙的二十卷之后，洪迈就过世了。死前九年，当他还一面在为小儿子洪櫰写《容斋四笔》的时候，一面还加紧手笔，像是在与时间赛跑似地“搜采异闻”——以及没忘了算算数。时在绍熙五年（1194）：
《夷坚》之书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盖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几占四纪，自己至癸，才五岁而已，其迟速不侔如是。
这段话的用意只是在表示“著书的快慢是如此地不相同”吗？显然不是，这和前面所引述的《容斋四笔·序》所要表达的底意是一样的：对于越写越快这个状况，洪迈是十分得意的。为什么写得快会让他感到得意呢？
在《容斋续笔·卷一》中，有一则《唐人诗不传》，翻成白话文，大意如下：
韩愈在《送李础序》一文中，曾经称道李生是“温然君子，有诗八百篇，传诵当时。”又有《卢卫墓志》说卢君能作诗，从小到老，所写定而能够传录的诗大约有一千多篇。他于书无所不读，然而读书所为何事？无它，就是为了写诗。当卢君任登封县尉之时，将所有的诗篇都投献给郡留守郑余庆，郑余庆也因为欣赏他的诗而写信把卢君推荐给宰相。照这情形看来，李、卢二君的诗是又多、又值得流传的。还有裴迪这个人，他和王维一同赋写关于辋川的许多绝句，都收入了王维的集子；但是除此之外，裴迪更无一首作品传世。连杜甫都有《寄裴十诗》：“知君苦思缘诗瘦”，说的就是裴迪，裴迪之能写不错的诗，应该是无疑议的。然而，现在考求《唐书·艺文志》，列归别集的有好几百家，却都没有裴迪的书，他的名字也不见于他人文集之中，各类诗文集子里竟然一篇都未曾收录。此外，白居易作《元简宗集序》说他写过一百八十五首“格诗”（按：是一种初兴于西晋，盛于梁、陈之间的诗体；此体介乎古体和今体之间，有排偶而无粘，后来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问的手中发展成五言长律），以及五百零九首律诗。如此大量不说，白居易还称许元简宗：“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说他“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可是到了今天（也就是三百年之后洪迈及身的当世）连知道元简宗的名字的人都很少了。
这段感叹显然可以看成是洪迈本人焦虑的核心。他知道历史和权力一样，是非常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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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适，一个指点意思的人
在权力场上争逐失意的知识分子总还有一个假设：他的作为、他的想法、他的委屈和尊严都可以透过著作来向日后的读者诉请谅解。也许洪迈无法逆料，《夷坚志》在他身故之后十年就出现了选本——选本的出现绝对不是洪迈所乐见之事——因为这就表示书原本是可以风行的，可惜写长了，写多了。洪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也许洪迈本来就是一个在意作品数量的人，看他同翰苑花径间那晒着太阳的老叟的一番对话可知，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完成大量的写作（即使所写的只是为皇帝草拟诏书），在洪迈而言都是极有成就感的事。换言之，留下丰富的著作本身似乎就是目的。
洪迈的长兄洪适曾经为他们的父亲洪皓遗留下来的一几十则笔记《松漠纪闻》写过一篇跋语，提到洪皓原先出使金国之时，就已经深入北边，置身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写出这些记录北地诸国风土人情的文字，无论算不算是一桩能够在当时公诸于世的事——或者也应属于关系紧张的邦交国之间秘而不能宣的情报搜集；在宋金决裂、汴京危变的时候，洪皓一把火就把所有的记录都烧掉了，所谓“秃节来归”。
日后与秦桧龃龉日甚，终至被祸，洪适的描述是这样的：“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戒，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这段话勾勒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背景：洪皓在出使时随手纂录的内容已经是禁忌的知识，对于势成敌国的宋、金皆然。直到贬谪南雄州，与官家政府无可通讯，才稍稍能够同儿子们谈一谈当年的往事。洪适在为《松漠纪闻》写的跋语中这样透露：“及南徙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
这一段话写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天，也就是洪皓死后两年，洪适守制期间替父亲编成了这一部未及完成的著作，十五年历节冰霜，只有几十则残缺不完的载录。接着，洪适写道：“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这里说的柄臣，自然是指秦桧——既然是已经死去的仇家，何以仍然要隐讳其名？盖不欲此人之名与洪皓之作俱传也。显然，洪氏父子兄弟对于《松漠纪闻》之能“传”，还是很有期待的。
通观洪适寥寥不过百余言的跋语，所一再申言、突显的，就是视此类笔记为禁忌，甚至异端的社会氛围和政治背景。而他的弟弟洪迈则在两年之后完成了第一批的《夷坚志》。不久，洪迈也随即展开了他那部网罗当世群学，有如百科全书的巨作，一共五笔七十四卷的《容斋随笔》。套用洪氏传衍到清代的族孙洪璟的话说：“其书自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以及诗词文翰医卜星历之类，无不记载，而多所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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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櫰，一个借口
让我们想象一下洪迈的小儿子洪櫰站在父亲书桌旁边磨蹭的情景。这个喜欢读书、还不满二十岁的少年质问父亲为什么“厚彼（《夷坚志》）薄此（《容斋随笔》）”，而且每天非等着洪迈写出一则随笔来不肯罢休。这是洪迈自己对于《容斋随笔》之所以在三笔之后还有续作的解释。但是，这一段出现在《容斋四笔·序》里的文字有没有更深的底蕴呢？前文曾经引述：“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既然对正经议论辩难有兴趣，为什么还继续写到老死呢？只是“丈夫爱怜少子，此乎见之，于是占抒为序，并奖其志云”，似乎太轻易便宜了。
我倒觉得同一序文中的另外两小段文字透露出玄机：一方面，洪迈借由洪櫰的话说：“《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则乃退。”另一方面，在比较《容斋四笔》和前三笔的写作速度时又得意地说：“始予作容斋一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写得那么快，哪里像是“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呢？
或者，真相很可能是：洪迈从一个“年且弱冠，聪明殊未开”的小儿子身上看出了一种士大夫阅读的动能和兴趣，这种动能和兴趣是知识社群经世致用的主流价值之所系。《容斋随笔》之所以得继续写，乃是洪迈得以继续在这个社群之中被重视、被理解或者说不被淡忘的主要条件。他必须一直不停地写出曾经让皇帝称赏、让儿子期盼的作品，其实是在替自己晚年真正有兴趣的异端知识作背书。他希望能藉由自己在正统知识社群里的地位去提倡一种被视为荒诞、神怪，甚至“疾行无善迹”、“猥薾弥甚”（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四》）的书写。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对《夷坚志》的批评很露骨：“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者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己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陈振孙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打压异端知识的逻辑，他接着说：“且天壤间反常反物之事，唯其罕也，是以谓之怪；苟其多至于不胜载，则不得为异矣。”
至于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里，也有一段改写自陈振孙《解题》的话：“奇特之事，本缘稀有见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伙自熹，耄期急于成书，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旧说以投之，至有盈数卷者，亦不暇删润，径以入录……盖意在取盈，不能如本传所言，‘极鬼神事物之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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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猛烈的批评出自陈振孙不令人意外，鲁迅跟着瞎起哄就有点儿自己站不住阵脚了——在读到这种议论之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够聪明、够剔透、够冷隽。至此才发现他在知识价值上一点儿都不想靠左。要不，就是他根本没仔细读过《夷坚志》和《容斋随笔》，也体会不到洪迈（作为小说家鲁迅的先驱）所示范的写作理想。
蒲松龄，一个不会出现的人
对于异端知识的猎取，看不懂文言文荒怪故事的现代读者不必懊恼，洪迈那个时代的《夷坚志》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壹周刊》之流的八卦杂志；士君子所不直，但是却为试图推拓知识畛域、以迄于世俗或正统的价值边缘之外的书写者领了航。洪迈不可能知道，他那数以千计、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的小故事居然在多年之后一直为人所引用改写，成为中国说部材料的藏智库。没有《夷坚志》，元代沈和撰写的杂剧《郑玉娥燕山逢故人》不会问世，明代冯梦龙、凌濛初等的《三言》、《二拍》、《情史》、《古今小说》会缺少许多篇章，天然痴叟的《石点头》里一定不会有《王孺人离合团鱼梦》这个精彩的短篇……
我甚至大胆地想象：如果没有《夷坚志》将鬼怪神异之说从六朝以至于唐代那个以“志怪”、“博物”、“搜神”为取向的叙事传统中释放出来，将异端知识大量融入常民生活现实和社会现实之中，日后会不会出现蒲松龄、纪晓岚这样的作家呢？会不会出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作品呢？
世间此际没有鲲鹏，如何猎得？如何写真？猎写鲲鹏而非此世间人所能识、所能赏，又如何能向人解释：这就是鲲鹏？异端知识永远背负着这样难解的质疑，在每一个时代备受主流知识社群的歧视和冷落。这样很好，对异端知识有真正兴趣的人永远远离实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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