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规定，凡重辟，必须三法司的意见完全一致，才能定案。如果意见统一，由刑部主稿，院、寺画题，奏闻钦定。若意见仍不能一致，允许各抒所见，候旨酌夺。但不得一衙门立一意见，判然与刑部立异；只许两议并陈，候皇帝裁决。
然而护军执法，居然搞到求刑论死的地步。消息一传出去，舆论大哗。左庶子张之洞、右庶子陈宝琛皆上疏力驳其非。此事古今同一理：越是有不当干预之力介入了司法，被介入之司法一界，就越是要端出一种持论甚高的矜持之态，乃至于越是要故作法理不容侵犯的严峻之态，不论是什么态，都属惺惺作态罢了。是以就在这个时候，潘祖荫迫于清议，不得不郑重其事，另外调派了八个干员审理此案。这八个人心里都明白：不过是要推求磨勘出那大清门护军还有什么该死的言语，尽管含沙射影，也得勉力诛心。
然而仔细推求了几天，还真罗织不出什么应该问死罪的情由，于是八位主审司官联袂见了潘祖荫，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就法论法，实无可杀之罪以论之；如果太后必欲杀此护军，何妨于宫中出“特令”杀此人，“本部司官，不敢与闻。”——这在后来，就叫作“公务人员不服从”——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潘祖荫无可如何，也只能这样的结论覆奏。
慈安太后这时心里头也逐渐清明起来：看上去“西边儿的”颇有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架势，但是就她自己的立场、个性来看，都不能作更积极的处置了，只好温言婉语地跟潘祖荫说：“委屈你了！你得有一个说法。”
慈禧召入潘祖荫的时候，已经得知刑部里会勘的情形以及结论。她没让潘祖荫开口，先自号啕大哭，一面数落起潘祖荫的家世——当然要从他祖父“状元宰辅”潘世恩说起——从潘世恩始，吴县潘家世受国恩，享天禄、食皇饩，而竟不能杀一大不敬之走卒。骂到后来，据说连脏话都出口了，真个是“泼辣哭叫、捶床村骂，声嘶不止”。
潘祖荫回到刑部，据说也是拊膺顿足，痛哭不已。因为他找不着肩膀来扛下这个案子。既要迎合上意，又要弭平公论，最后他只能做出和稀泥的处分：将那护军处以“死刑减一等发落”。给了乱法者一个根本不配拥有的颜面，误了一个执法者完全不能弥补的人生。此案结束之后，太监们滥权以逞，势焰熏天，非但可以恣意出入正门，还可以携伴伙友，俨然将宫禁视为自家的宅第了。
重要的不是宫廷门禁如何丧失其森严，而是法治如何因一案一例而崩溃。光绪五年这一宗原本算是小小的违禁案，却给慈禧上了如何藉由政治手腕操纵法曹的一课。她从此知道，“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是一部可以开阖由人的机具，完全顺服于当权者的意志。
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捕杀的六君子之一叫刘光第，时任职于刑部，当牢卒传呼提人犯的时候，他还安慰一旁同囚之人，说：“不要紧，这只是提审而已。”不料提人行进的路径一路出了西门，径赴菜市口而去。刘光第大惊失色，高喊：“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哪有这等昏愦事？”
再过五年，就是沈北山事件了。沈荩，字北山，号愚溪，自立军统领。善化（今属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湖南维新运动，与谭嗣同等商讨国事，思想激进。1899年与唐才常东渡日本，谋划发动起义。次年回上海，至武汉建立自立军第七军，任右军统领。起义计划泄露后，去上海，随即潜入北京，继续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撰文揭露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阴谋，震动留日学界，引发巨大风潮，他本人也旋即在北京被捕。
可是慈禧当时快要过生日了，不愿意公开杀人——或者说，一旦有死囚定罪要杀，却必须因老佛爷万寿而减罪，这对慈禧来说是“划不来”的事。于是索性不定罪了——就在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她派遣太监出宫，亲传口谕，就让狱卒杖杀沈荩于狱；并嘱狱方向刑部报为病死。据说沈北山身体强壮，虽然遍体鳞伤，脏腑鱼烂，筋骨尽碎，血肉横飞，但是久杖不死，打得满墙四五尺高处都是血迹，经过整整两个小时的凌虐才断了气。血迹，倒是一直没有人清理；据说这样很能威慑人犯。
此事直到第二年，被一个潦倒政客发现，才大白于世。这人是国语注音符号的创始人王照（1859—1933），原先是康、梁一路的维新人物，依附帝党而得势。戊戌政变之后，康、梁出奔，他也跟着跑了。可是王照是个首鼠两端的骨格，仍然心存侥幸，总想早日脱离这个向下沉沦的维新漩涡，恢复一官半职，便起而揭发康有为声称拥有的光绪皇帝“衣带诏”实属伪造，破坏了康、梁在日本劝募发展之谋，以至于被康有为软禁起来。几经折冲，才辗转逃回中国。
王照回到北京之后，打听到会有特赦，居然想了步怪招：自请入狱，以便等待赦免。他所居住的，就是前一年杖杀沈北山的牢房。这王照虽然是个在政治立场上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他亲历缧绁，指证恶行，算是不无细行了。
在狱中待了几个月，侘傺无聊，王照还写过几首关于沈荩的纪事诗，后来广受诗坛骚人注意——毕竟杖杀事极惨，争相唱和者不少，其中有一首安徽某公所撰，十分阴损，是这样写的：
谁怜万岁轻杨素，岂料一诗哀世恩。
教子传家应肃法，宁将绝句骂儿孙。
这首诗头一句里的“万岁”，写的不是皇帝爷万岁万万岁，而是隋文帝时代的史万岁。史万岁有军功，素为杨素所嫉，遂屡谮于帝前。某日帝召万岁而不至，杨素又一向知道这皇帝很忌惮太子，便故意说史万岁去见太子了，于是隋文帝终于杖杀史万岁于廷，再罗织其罪状，诏告天下。（见《隋书·卷五十三》《资治通鉴·卷十七》）
用这个典故，意思就是点明沈北山被杖杀之非法。可是沈荩之死，为什么跟百多年以前的潘世恩有关呢？这写诗的安徽某公绕了个弯儿，指责潘世恩没有把传家之教规范好——所要指责的，当然还是潘祖荫没有风骨、没有担当。写诗的人一定知悉潘祖荫没有儿女，于是用“绝句”来羞辱潘祖荫：既然没有足以为法的家教，就干脆绝子绝孙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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