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从河湾飘来。
伊万·米科拉约维奇推开铁路调度室生锈的大门，咳嗽了一声。
他拎着只军绿色帆布水壶，壶身凹了一角，是八五年在顿巴斯出差时被货车门撞的。
他没修，一直用着，就像那套冬装制服，袖口磨得发亮却洗得干净，缝补了多次还不肯换。
“老伊万又来了。”警卫半开玩笑地说。
“你总不指望车站能自己运转起来吧？”伊万哼了一声，从他身边慢悠悠走过。
他走得不快，因为腿脚不好，膝盖因为早年的工伤落下毛病。
但他从不喊疼，只在难受得厉害的时候，用酒精涂抹几遍，算作缓解。
调度室空着。
主任前天才去了辛菲罗波尔开会。
几个年轻人不是偷懒去抽烟，就是排队打电话汇报下个月的工资单。
伊万坐在最角落的桌前，用自带的抹布擦了擦操作台边缘的灰。
桌上的电话是坏的，按钮掉了一颗，怎么修也修不好。
火炉哔剥作响，伊万听着这声音，想起当年在布列斯特修铁路时的日子。
那时他才三十出头，起早贪黑地干活，腰酸背痛，却从不觉得苦。
因为信得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后来，他不再指望苏联，但还是一直留着那点念想。
像某种习惯，又或者旧护身符，不为祈福，只为不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彻底的疯掉。
“爸。”
这时，门被推开，是奥克萨娜。
她面色憔悴，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护士服，脖子上的棉围巾打了个结，帆布包斜挂在肩上。
“怎么这么早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