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十分著名的笔记——范公偁所著的《过庭录》——里头有这么一条：“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托以子偕往。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这是个近千年以前的小故事，没有什么动人的情节，也没有什么深刻的情感，可它竟真的流传了上千年。“名落孙山”还成了各个时代童子老媪都能解会其义的四字成语。为什么呢？
因为科考是社会阶级唯一的流通机制，人人都想着这活儿——连不读书的人也想。
剥夺这人，授与那人
《清稗类钞·门阀类》里有一则记载：灌阳唐景嵩、唐景崇、唐景崶三兄弟先后在同治年间考取了进士，也都在殿试中成绩斐然，点中了翰林，算是功名难得了。可是三兄弟的父亲唐懋功是个举人出身，从来没有通过礼部的会试、更上层楼。老头儿每试一场，就要发一顿脾气。听人夸赞他有子“跨灶”，更会认为人家有意讥讽，怒急攻心之下，还会动手。每到考期将至，唐懋功都要搬张椅子坐在大门口，拦阻儿子们应聘去阅卷：他怕他们去了，这一科做父亲的就得回避，就失去一次应考的机会了——迁延一次，再等大比之期，又得三年，老头儿可是等不及的。
殊不料人算未若天算，忽然有一年，上谕下来，封了唐懋功的官诰——这当然都是因为三个儿子任官称职所致。可是，按照大清律例：凡是荣膺诰命的人，就不得再参加乡试、会试之类的国家考试。赢得一副官诰——在唐懋功而言——反而是彻底断送他老人家挣一身功名的机会。此老盛怒之下，抄起门闩，见了儿子就打，吓得三位翰林窜入邻宅躲避，久久不敢回家。可见中国人的“功名观”不只是得到什么样的荣华富贵就满足了，这一套行之既久的考试制度也不会因为某一种考铨的方法改变了，就有了革新甚或革命的机会。
唐宣宗喜欢用进士出身的人做官，对明经出身的则总是睐以白眼。每于接见朝臣之际殷殷垂询：“登第否？”如果回奏是进士及第，宣宗还会很高兴地追问其人：当初考官是谁？考题如何？应考者又是怎么答的卷子？有的臣子不是进士出身，皇帝就会叹息良久，好像这臣子犯了什么不大得体的错似的。有个知名的文士田询有一次代替仆射郑光写奏疏，宣宗看了大表赞赏，想封他做翰林学士，可当朝一问，发现田询没有科名，皇帝又叹起气来，终田询一生，没放着一个像样的官职。
不论用什么方式拣选甄别出“够资格进一步受教育的人才”或者是“够资格在国家机器中任官的人才”，都是巧立名目而已。其本质就是“在剥夺了一部分人某一机会的同时，将这机会授予另外的一部分人”，没什么更了不起的道理。这种剥夺和授予既属本质，就不会因为人处身封建王朝八股取士的时代，还是民主共和自由竞争的时代而有所差别。考试之所以成立，本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塔顶、塔尖，——一个不断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除非我们彻底不要建构一个成天到晚讲究发展、进步、竞争力、追求卓越等夸夸其谈之目标的社会，否则根本抛不开也舍不得抛开那种透过考试而建立的种种生命价值。
身陷于八股制艺之学的老古人对此并非没有自觉，也正因为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赢得考试的价值，或者不应该将赢得某次、某种考试的价值放得特别重、特别大，才会不断地在原先的考试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微调”，广征辟、召鸿博、开恩科，到最后还是不免于考出不适任的官，或者是不通书的人。另一方面，仿佛“检验学习成果”这件事是自证自明就得以成立的——考，并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的。已经通过了考试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很无奈，一定是他们发明出这样两句话的：“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先考功名，再做学问”使举办考试和参加考试的人的本来面目都露出来了，原来动机是动机，实践是实践，考试和求取知识（不论那是有用或有趣，还是无用或无趣的知识）根本可以解离。
这个解离会不会危及一个社会累积其客观知识的文明进程呢？这得分两面来说：社会究竟是把“功名”当作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还是把“学问”当作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国家机器如果不断地向它的人民召唤、诱使、呼吁，不断地强调：这个社会必须透过公平的考试来评定人民的就学和就业机会，那么，不管考试的门槛降得多么低，也遑论这考试的面向变得多么多元，客观知识都只会是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因为那个“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了，倘或一个社会是愿意将“学问”当作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呢？对不起！截至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出现过这样的社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条路没有办法“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中驱逐、淘汰”。
显然，无论在哪一个朝代的现实，似乎都免不了屈从于“先考功名，再做学问”了——千万别被自己骗过去，所谓“先”云者、“后”云者，其实就是“只”云者、“不”云者之意。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一·于去恶》借着个鬼的一张嘴，说起冥司也要考试的事，冥司的考试在每年七月中举行，目的就是不要让人“一试定终身”，要随时检验学习成果：“此上帝慎重之意，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内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盖阴之有诸神，犹阳之有守令也。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唯少此一考耳！”
所以问题不在废除某种考试制度，或者恢复某种考试制度的正当性如何，而是国家依赖考试制度发掘个人资质的手段过于拙劣，这种往往失之于因陋就简、削足适履的考铨所能改头换面的部分非常有限，往往刻舟求剑，治丝益棼，到后来只好乞灵于增加考试频率、变换考试形式、目的，甚至还经常是在掩饰考试的本质——那个淘汰的本质。
然则所谓英雄、所谓陋劣，看来应该有别。如此一来，阴间阳间没什么两样，自凡是迎合了考试所认可的价值，便取得了驱逐他者的权力。这是教改改不了的一点。老百姓总会在不能认识客观知识的真实价值之时惶惶不安地说：“科名还是要的好。”
还有个士子，叫孙山麓，会稽人氏，屡试不中，发现是名字不佳。他暗自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名字可能是在孙山外侧的一麓。当时正逢咸丰登基，又加开恩科庆祝，孙某遂改名“孙庆咸”。但是这更名报考，只有主司学政的官署文书中有记录。平日相处多少年的乡里戚友、亲故眷奴等人都还不知道呢。这一科礼部会考完卷，孙某文章得意，自觉很有希望夺魁。待揭榜那天，便差遣仆人去看黄榜，自己在下处秉烛等候。同寓馆的人已然纷纷报捷了，偏就这孙某的仆人始终没消息。好容易回来了，孙某又急、又气，还非得忍住不可，憋足了劲儿问了声：“如何？”那仆人面露愁容，只不作声。孙某又问：“那么会元是谁？”仆人道：“也姓孙，可名字叫‘庆咸’。”孙某一听，欢呼雀跃，馆舍里其他应试候榜的举子们这会儿可都听见他叫唤些什么了——他指着那仆人高声说：“王八蛋！就是我呀！”
当局者哭，旁观者笑
这样苦读偶成的故事会令人神丧气沮吗？《聊斋志异·卷十六·王子安》描述科举苦况，说：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喝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入，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状，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科举八股自明迄清，所谓：“坑陷天下聪明材力之士，几六百年。”此言诚不虚。
科举神话包罗万象，不外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神话不断延伸，还可以加入各种俗情轇轕、世态炎凉，转成道德教训，以安天下士子之心。其中湖北武昌陈銮的故事尤其是一大宗。这个故事，高阳写过两次，其一收录在他的《鸳鸯谱之二：小红拂》小说中，其二记录于《大故事》一书《状元的故事》里。
隆仪奉璧，退亲如命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殿试第三名探花叫陈銮，字芝楣，湖北武昌人。陈銮的父亲原先在江宁（现在的南京）替一个盐商做账房，陈芝楣十八岁那年中了秀才，到江宁省亲，盐商东家姓查——由于家赀巨万，号称“查百万”。这查百万是个饱经世故的势利鬼，一见陈芝楣仪表出众、吐属不凡，就主动向账房先生议亲，要收陈芝楣作女婿。陈家爹当然一口答应了。孰料造化弄人，到第二年上，这账房先生得了一场急病，说死就死了。这是嘉庆二十年的事。
陈芝楣扶榇归里，庐墓而居，守制三年，到嘉庆二十四年初才算满期，依律可以应考了。可是三年服丧期间，仅有的一点点家产都吃光了，即便秋闱得意，一试而捷，却没有足够的盘川进京赶赴来年春天礼部的会试，如此一来，空有举人的资格，前途依旧茫然。陈芝楣转念一想，只好从武昌搭粮船下江宁，向岳父告贷。
查百万是个将本求利的商人，虽说四年前看他陈芝楣新科秀才、宰相根苗，器宇的确出众，这才与陈家互换了子女庚帖，约成婚姻。可这几年下来，两家互不通音信，更没有往来，如今看这陈芝楣如此落魄，怎么也不像是有出息的模样，哪里还肯践履前约呢？
但是有钱人有个心思，就是“一买天下无难事”。查百万听说陈芝楣到了，人还住在客栈里，于是托辞有事不见，先推宕了他几日；算计着这女婿旅费无着，一定窘急失措，再差人到旅社之中致送了一张千两的银票，以及书写着陈芝楣年籍生辰的庚帖。
这意思就再明白不过了：要钱没问题，可条件是之前议定的婚约就此作罢。陈芝楣一见庚帖，自然领会，他毕竟也是一身傲骨倔性，当场对来人道：“贵府千金的庚帖我没带着——这样罢，我立个字据，就请这么回复贵上罢。”当下研墨濡毫，在封银票的红纸套上写了八个字“隆仪奉璧，退亲如命”，底下的具名当然是少不了的“江夏陈銮”。
在《状元的故事》里，高阳所叙述的后情是陈芝楣巧遇钓鱼巷的名妓李小红，李小红一眼看出他“憔悴之中有英爽之气，一念怜才，将他请了进去，细问因何落拓如此？陈芝楣据实相告，李小红动了侠义之心，送他五百两银子，劝他赶紧回武昌应试。”
而在《鸳鸯谱》中，除了描述陈芝楣于侘傺无聊之际走访钓鱼巷，还有一段金蝉脱壳住白店的细节。至于明明身上没有钱，怎么还会生出“坐困愁城，莫要闷出病来！不如到花街柳巷走走”的念头？倘或以坐困愁城的人情之常去揣度陈芝楣当下的处境与心境，他是根本不可能有闲钱、有兴致去逛钓鱼巷的。不逛钓鱼巷，就碰不上李小红，日后也就留不下这样一段探花娶名妓的佳话。于故闻史实而言，佳话既然斑斑可考，就应该有个说头。
关于这一点，我在一次高阳请我喝酒的场合上亲口问过他，他支吾了半天，说：“当年我写《鸳鸯谱》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在故事里留下了一条草蛇灰线——”
高阳说的“草蛇灰线”是这样的：嘉庆二十四年七月间，各省乡试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举行了，陈芝楣钱借不到，原本还是应该赶回湖北去应考。另一方面，江苏省乡试也要考，作为考场的贡院隔着一条秦淮河与妓街遥遥相对，每届考期，稍稍体面些的士子自然会赁居河房，品赏品赏秦淮风月。
《鸳鸯谱之二：小红拂》如此写道：“试期还有一个多月，赶考的举子却已络绎而至；一个个意气如云，为了预酬‘场屋’之苦，正好趁囊中富裕的时候，选歌征色，先成就一段才子风流的名色。”在这个背景下，寄宿于逆旅之中的陈芝楣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请柬——
“只见一笔极漂亮的‘灵飞经小楷’，写的是：‘七夕未刻买舟候教’，下面具名‘溧阳史仲怡拜手’。”
“陈銮倒懂这方面的规矩，‘买舟’之舟指秦淮画舫，是史仲怡请吃花酒。一则无此闲心情；二则要一笔开销，唯有‘不扰’。”
“于是他也取了张红笺，写上‘辞谢’二字，具了姓名，封入原来的封套，连同请柬一并退还，另外取了二百钱作为‘敬使’的‘赏力’。”
这三段之后，才冒出一段“这倒提醒了他，坐困愁城，莫要闷出病来！不如到花街柳巷走走”。怪哉怪哉！有人请客，他“无此闲心情”，又怕“要一笔开销”，可是自己却怕“闷出病来”，而决定“到花街柳巷走走”——这不是太不合常情了么？
我这样追问于高阳的时候，心中其实充满忐忑，生怕他一翻脸，不付酒钱，我到哪里考证我的“李小红”去？
才子不考，佳人不老
高阳果然有些不怿之色，说：“一篇小说最要紧的是故事里的主角人物性格要分明，不能模糊；次要紧的是情节要约束，不可以横生枝节——如果要横生枝节，那一定是这枝节有大用处。我要是把陈銮和史仲怡那一段枝节写进去，主角人物的性格就破坏了；这才子佳人的故事主旨就模糊掉了。毕竟，陈銮是怎么去嫖妓的这不重要的嘛！”
原先这陈芝楣和李小红的故事的确很单纯，也很离奇：李小红看上陈芝楣之后，非但以身相许，还送了他五百两银子，劝他赶紧回乡应试；自己则杜门谢客，专心一意地等待有情郎连捷之后，前来迎娶。她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眼光如此有把握？俗话说：才子不考，佳人不老，意思是说：无论这读书人是否真有学问、得以大魁天下，只消他在温柔乡中流连不去，对于妓家红粉，就不容易嫌厌；可一旦放出门去考了，无论文章能否中试，这贪欢爱恋的景况一旦褪色，就很难恢复旧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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